“你一个人在家吗？”院长在用具有探测性的双眼搜索后说。
“杨雪的工作性质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沙发垫底下找到一只被压扁的纸杯准备倒点水。院长使劲的嗅了一下说：“看来她有好几天没回来了。”
“亲爱的，你该不是想用那个杯子给我倒水吧？”院长夫人惊讶地看着我说。
“这绝对是被沙发垫自然压扁的，没人坐过，您放心好了。”
“你的态度不好啊，是不是因为我给你的工作安排不满啊。”院长轻轻地说。
“哪有？”我咕噜了一下。
“没有吗，怎么说话酸溜溜地？要知道你已经是我们医院最年轻的主刀大夫了，我不可能为你安排太多的大手术，我不能以权谋私嘛！”
“是啊，你要理解你爸爸的苦心，他也希望你能在将来独担一面啊！”院长夫人开始给我收拾房间了，不对，这时候她的身份是我的妈妈。
“以后手术时不要说那些疯话，就是发牢骚也文雅一点嘛，你看古代的屈原，同样是发牢骚人家就发成了文学经典。”老爸点了一支烟说：“多跟你妈学学台词，人家好歹是个演员。”
然后他们在我面前开始说那些恶心的台词了，我盯着他俩，感觉自己是颗大灯泡，又或是化学测量仪，感到他们的内分泌产生了大变化，然后他们对我说：“早点休息啊！”就自个儿回家休息了。而我的脑海里还飘着他们来时的喧嚣，比如老爸说：“你很勤奋像我。”老妈就会说：“那是我的基因，与你无关。”老爸就会反驳：“总有我的后天影响吧，你没见我当年怎么教他拆电脑的。”老妈就会说：“快别提电脑了，你不知道他第一次作心脏手术时我有多担心，就怕他把病人的左右心室给切开了……”
“以后做开颅手术时要谨慎啊！”这是老妈最后一句。
对于我来说，从医的最大热情在于研究人的大脑，只是父母对此有错误的理解，他们把我对医学的狂热等同于拆电脑。其实我只是猎奇心理作祟而已。我接触医学以来就很少玩过人的脑袋（这种说法也许有点疯狂）。我第一堂解剖课是看老师完成的，那天他忘记了剖头。我亲自剖的是个无头女尸，后来因为尸体吃紧我就再没玩过真体了，毕竟我不是干法医，学校没有必要给我安排太多的解剖课。在医院工作的几年中，我几乎将人体的每个部分都打开看过了，就欠头部了。对于一个求知欲旺盛，且沉浸医道近十年的我来说这无疑是种折磨。所以每次手术之前我会下意识的多看病人的头。
后来我切开病人肚子发出“呜！”声后，脑子里有个头部。一张绝妙的脸，一颗可供医学研究的头部在我脑子里分屏。我只好不再赞扬病人的任何器官，改口说：“咦吁兮！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大概是文化或意识形态上的突破。
八月的某个傍晚，我做了个非常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我入行以来很少接到这样的大案子，搞了近一天一夜，浑身都失去知觉了，但脑海里那个分屏却愈发地清晰，那张脸仿佛发出了银铃般地笑声。在缝合前，我的助手王二将尼康给我，然后贪婪地看我给我的作品拍照。这是一件很卑鄙的事，至少我侵犯了病人内脏的肖像权，所以在缝合时我只会留下助手王二和阿莲。对于阿莲我百分之百地信任，至于她为什么会参与我的疯狂活动，因为她要研究我的心理变态吧，我想。而王二的积极参与却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我并不相信他，但他仿佛对摄影有狂热的爱好，而且就像我对开颅手术一样有种憋在心里的郁闷。我很紧张地看着他抬起照相机按动快门，他的脸因为兴奋而扭曲，他没有象我想象中那样表现出惊讶。我终于确定他是真的心理变态，不过我喜欢疯子。
在整个医学界亲自进行缝合地主刀大夫可能就我一人了，虽然并非是抱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但还是有不少人要求由我主刀。笑话，谁说主刀大夫的缝合手艺就会很好。
手术后，我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喝咖啡，阿莲坐在我旁边。她没有象往常一样主动地和我探讨我的心理问题，安静得就像一尊塑像，这真是让我忐忑不安。我极少如此沉默地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起。她的身上有一种特别地味道，在这样静谧的夜晚很容易唤起我心中深埋的意识或者说是兽性。为了打破这种充满诱惑的氛围，我笑着问她：“你对我的心理问题丧失兴趣了吗？”
“不，我更加着迷了！”阿莲严肃地看着我：“叶欢”，她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我的心忽然收紧了，“我无数次的研究你的心理问题，却发现我竟有很多种心理疾病！”
“你是说你现在比我严重咯！”
“不是，我对自己的心理把握得很清楚，我承认自己有心病，但那全是因为你，因为你是个迷。”
我差点拿不住手中的咖啡杯，她这是在干什么，谴责我以前耍她，还是……我不敢继续想下去。喉咙不由自主地哏咽道：“那么，你一直在解我这个所谓的迷?”
“不错，我是个很好奇的女人，在我看来你的心里埋藏了许多秘密，而你总在遮遮掩掩不让人去发掘，这一点对我有无法抗拒的诱惑。”
我首次开始正视眼前这个丫头，在猎奇心理上她确实与我有所相同，我喜欢惺惺相惜地感觉。她是个模样娇俏地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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