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邓克新，出生在山西某个小城里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原本，我的生活是应该沿着一条固定轨迹走下去的。但随着父母亲所在的那家工厂倒闭，一切幸福都变成了泡影。
我的父亲开始酗酒，他把生活的一切变化都归咎于自己的无能，但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改变这一切。我无法用合适的词语描述这种心态，但我却经常亲眼目睹他在酩酊大醉后殴打我的母亲，下手之重就像是面对生死仇敌。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我的母亲无法忍受而离家出走为止。
我以为这种悲惨的命运即将来临到我的身上，但是……没有。他继续酗酒，却没有动过我一个手指头。没喝醉的时候，他是一个勤劳肯干的工人、和蔼慈祥的好爸爸，喝醉的时候……至少在后一方面，也是这样。
然而，我依然憎恨他，我拒绝和他说上哪怕一个字。只有在学校要交钱（我承认，只要经历过内地的学生生活，任何人都能很快的接受剪羊毛理论）的时候，我才会给那个和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留张字条，字条上面永远只写一个数字。第二天早晨，当我起床后，相同数目的钞票就会放在客厅的桌子上。我从来不知道那个人是怎样弄到这些钱的，我也从不关心。
就这样，我度过了我的小学和初中。
我原本以为一辈子都会这样过下去了，但一年多以前，也就是二零一零年的夏天，我们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她改变了我的一生。
她自称是我母亲的姐姐，要我叫她姨母。她说自己文革的时候因为不堪迫害逃到了香港，在那里成家立业，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自己的妹妹——我马上就相信了她，或者说我选择了相信她。那天，我的姨母、我、还有那个人在家里对坐了一个下午，知道了一切事情的姨母执意要带我去香港，我也强烈要求跟着她走，而那个人一直没有说话，他只是不停的抽烟。
当我跟着姨母出门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回了一次头。地上，是乱七八糟的烟头和烟灰，还有两个已经被捏扁的香烟盒（那个人只抽一块五一盒的劣质烟）；桌上，放着姨母留下的五万块钱，但他就像没看到一样；他只是低着头，在家里翻找着什么东西。
我们家能放东西的地方就那么几个，衣柜，抽屉，床底。我看到他拉开的抽屉里，有厚厚的一沓白纸条；而当我的目光向上移去，我发现那个人的头发已经白了，之前我却从来没有留意到；我一直没有看到他的脸，只是注意到地上似乎被一滴水给打湿了。
无论如何，在那一个夏季，我的姨母把我带到了香港。
我的姨父叫平光庆，这个名字我想很多关心香港经济的人都听说过。他属于一类被人称为股市大鳄的动物。关于他的成就，姨母在飞机上已经和我说得够多了。我想我应该觉得很荣幸，因为刚到香港，我就得到了他百忙之中的抽空接见。
我和姨父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他的书房。
据姨父自己说，他年轻时是在英国念的大学，所以很古板并且有很多规矩。他希望我能够理解，这其中的一些并不是用来针对我的；他还说，有些事情就连他自己也知道不好，但却无法改正。就像家里如果来了客人，不管什么事情，他都会让对方在客厅等候，然后穿上西装，打好领带，再把客人请进他的书房——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我和他相处的大半年时间里，除了书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家里的任何别的什么地方接待过客人。即使他当时正在客厅看电视，而那个客人也只准备和他说一句话，也是一样。
说完了这些规矩之后，他又像每一个长辈一样训诫了我大约两个小时。这段时间的对话里，绝大多数内容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他最后要求我尽快学习英文，因为他对我的英文水准极其不满意，而用他的话来说，不懂英文的人，在香港根本无法立足。
我很诚恳的表示我一定会努力学习英文，他很满意的点了点头，并且站起身，从身后的书架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牛津大词典递给我；然后很慷慨的表示，我可以从他这里借走任何一本英文书用于学习。
他身后的书架上有很多书，大多数都是英文，我猜想里面有很多专业书，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那个时候的我，英文词汇量还不到一百个。我仔细的一行一行扫视过去，也许有五六分钟的时间，我终于看到了两个还算认识的单词，于是我指着那本《》（超级系统），对姨父说：“就这本吧。”
初中的时候学校曾经让我们接触过计算机，虽然仅限于开关机和打字，但我还是懂得是“系统”的意思，我连猜带蒙的感觉这是本关于计算机的书，而那时的我，确实对计算机很感兴趣。
姨父明显愣了一下，我感觉他并不想把那本书借给我，但却更不想失言于一个小孩子。他慢慢的走到书柜前，抽出那本书。
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映在那本书的封面上，我清楚的看到，黑色封面上，坐着一个头戴大草帽的老头，他的名字写在封面的右下角：doyle·bruon（道尔·布朗森）。
老头的笑容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无比灿烂。他的手里，拿着两张扑克牌。一张红心a，还有一张黑桃a。
我开始学习英文了，这是在香港立足的必要条件。姨母一有时间就和我用英文对话，姨父也偶尔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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