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王朔上面那句话进行简单的逻辑延伸，得到的就只能是“a”与“非a”这两个极端，它们之间毫无包容性，不存在包容性，惟剩的是排他与独大。
因此，从这种认识出发的王朔，所自觉扮演的角色也就成了红卫兵式的打倒一切、反叛一切！他做文章时的最大技巧，也就成了把大众、别人、流行的话语反过来说，调侃着说。
这就是他的“天才”和“小聪明”的极点与极限。
至于其间的分别，他不是毫无意识，他宣布自己不同于红卫兵，“红卫兵是奉旨造反，算不得好汉，加上又把人打了，演变为行为上的暴徒”，因此，他们的“造反”
不好。
什么样的“造反”好呢？
什么样的人算得上“好汉”呢？
进而，什么样的文化算得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呢？
王朔认为：“若仅是文化上造反，思想上造反，那还正是‘五四’传统。”今天我们的文化之所以不能兴旺发达，大人、小孩都作了港台通俗和大众文化的俘虏’，原因不过是“‘五四’新文化的路被后人走偏了”，所以，王朔这样的更后来者现在惟一的使命仅在于“把它再走正了就是了”。新时期文学的功绩正在这里，它的作用是“拨乱反正”。王朔类的“拨乱反正”者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当之无愧的“好汉”，是另外的“正统”
“正经”，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正统与正经”。
他承认自己的“‘反智’‘反文化’反的都是中国式的装孙子”，他的“粗鄙”对应的是“中国式的假正经”，这心愿是好的，我也持相同看法的，但是，有了心愿不等于你就能实现心愿，依照王朔的那点子修为，他不谈“文化”、不谈“思想”还罢，谈起来就露馅儿。
且看看他拨的是什么“乱”、返的是什么“正”。
王朔说，他所要拨的“乱”就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而那个“正”也就是“五四”新文化，即“左翼文化”。
有了这偏见，他就贸然断定，“传统文化”是今人积弱积贫的罪人，“中国落到这个地步，百年积弱，传统文化功莫大焉”。
记得混沌学上有一个说法：在北京的一只蝴蝶极为偶然地扇了一下翅膀，它所形成的动力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放大，最后就很可能在纽约引发一起龙卷风。王朔们喜欢“妄说”，把当下的种种罪过，全归咎在“传统文化”身上，从而再把这文化全盘、彻底推翻，重新再来。
至于这样能不能养育、陪护新生命，王朔们掘尽旧壤后是不是一“穷”二“白”，他就不去关心了，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纽约的一场龙卷风，是由于北京的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引起的，因而该蝴蝶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传统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已与我们隔着十万八千里，而且传统文化又是哪里来的呢？它的产生原因在哪里呢？
王朔说不清，如今却还拿它作为今人积弱的“原因”，那不是荒谬吗？
当下罪恶，种子只能在当下寻找。
何况，王朔们既然也肯定了我国古典诗词的优美，而古典诗词同样是“传统文化”不可分的一部分，既然这样，你因何宣称要“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呢？你决裂得开、有这本领吗？
假如没有，你说的岂不是真正的假话？
但王朔说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想这么说。
真要这样，那我只好缄默！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至此，我们实在难怪许多人要把王朔误解为“痞子”。即使他的小说中没有这种明显倾向，他也遮不住了，想站出来辩护，但百张嘴不知从何说起，这时，他倒真有点像曾夫子自道地调侃过的，“王朔的知识函度本不值得和他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批评，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回应和进一步的辨识能力，任何学理上的讨论到他最终都会变成打架，……更下作一点，他还会把对他的所有批评说成是对他的嫉妒，把中国人国民性的黑暗之处拿出来当脏水泼到对手头上，是他那种人的拿手好戏”！
如果我们就认为他在此处讲的不是反话，那么，他明知自己有这些不足，还要沾沾自喜似的，以不知学理而得意，对王蒙等人提倡的“作家学者化”不予理解、不以为然。
他说：“八五年还是八六年？文坛有一个特别可笑的口号，叫着作家学者化……还有一个口号叫着要使作品有哲学的深度，理由是大作家的大作品都是有哲学深度的”，结果只学会了几个词，把哲学概念带到小说里来了。
我当然也反对提个什么口号，大家伙儿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哄而上，那些底子不厚、根基不牢的人，蛮横大补只会把自己补坏。
王朔那代作家，沾“文革”的光，先天虚弱瞎补，弄不好会七窍流血。
所以，你要知道你是王朔，别人不是王朔，王朔不是别人。你王朔那代人不可以这样走，走了达不到，但你仅仅是王朔，如果以自己的达不到、以自家或自己那代人的创作经验，来反对作品的应有哲学深度，那也“特别可笑”！
是啊，文学不等于哲学，但也不比它高，二者是平级的，有所交叉的。大作家都是文史哲兼通的，有了这样的“通”，才能提供一个“丰满的，多重的，模糊的生活”，使人能从许多角度透视它，感觉它“莫衷一是，不可名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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