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之间发生关系构成的错综交杂的场，人不同，关系不同，决定了人的“身份”不同，处身其间的场与场就不同。标志一个人的“身份”有许多，所以同一个人往往处于许多场中。最基本的分划办法是按职业特点区分：商人在商场，官员在官场，农民在“农场”，学生、教师则在“学场”，军人当然在“军场”……所有这些场，向上说它们互相兼容，而不仅具有排他性。向下说，场下有场、场中有场。军人处身的环境有战时、预备时、平时等，军人处身的状况相应地就有了非常时、准非常（戒备）时、日常时。而和平环境下的平时、日常时居多。即使是战时，真正面对面开火也是极短的，大多时候处于非战时刻。所以，英雄品性不容易看见和具备，不是非常状态，有之也“吓人”。
《突出重围》写的是准非常状态下发生的事。有人按着作品里讲到的，认为它打的是高科技局部“战争”条件下的演习，其实这是作者“蒙人”和过人之处——演习在这部小说中只是一个外壳，这样的外壳是构成《突出》所必备的，它既具有了“好看”的“战争小说”所有的各项要素——“战争”的悬念、惊险、紧张、刺激；同时，更主要的，是它借演习打出了我军内部出现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这是些什么问题，能不能解决，怎样解决呢？作者思考了，但是一部小说无法把它们全部涵盖、容下。某些方面，作者本人也力不从心。
就我揣度，《突出》所“打”的，说透了就是人才怎样“合理化”地进行组合。
在作者的意识里，只要人才组合恰当了，即使庸人也能调动、发挥，拿出最佳的水平来。组合不好，人与人闹别扭，甚至勾心斗角，仗就打不好，即使你是人才，也得心甘情愿地认输，向那些自己瞧不起的庸人认输。
照作品所揭示的，中国在人才上并不缺乏，所缺的恰恰是如何组合，在什么方式下进行组合。
由于这一方面的缺漏，我们很落后，我们的军队一当面对真正的世界战争、面对真正的敌人时，极有可能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像小说里的“红军”。
所以，它意图宣扬的不是武器至上，不是高科技怎样怎样了不起，而是人才至上、惟才是举。他觉得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严格说来，是有了人才再善加利用、组合得当，就有了一切。这体现了作者的匠心与深刻。
然而，不能说《突出》没有问题，它的问题就出在人才的“组合方式”上。
先看事例。
蓝军的初级指挥官都是军校未毕业学员，下来“实习”，这样的人简单、听话，执行命令坚决、彻底，还都是“人才”，懂得使用电脑，什么新设备都能用、会用。
这是它的“底层”。
它的上层决策者们在构成上则尤其简单，没有政委，也没有副师长、副政委；只有那么一位师长，但是师长风格高，基本退居二线，真正当家做主的只有一个人，参谋长朱海鹏。
他说了算，怎么打、谁去打、用什么打、什么时候打、打到什么地步，他说了算。这个人物使我联想起《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那位“大中型国有企业”里的乔厂长——铁腕人物、改革中坚，标准的能耐非凡的“超人”。
但他们的结果怎样呢？在1980年前后的改革之初，他们的发展空间可能不小，作为很大，一言堂、家长作风可以通行无阻。一旦现代化走向深层，他们再这样干面临的会是什么，能不能走通？21世纪初大中型“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现实已经回答了一切。
“军场”类于商场，这就带来一个类似的问题：《突出》里的组合是不是合理的、“科学”的、代表未来理想的？如果是，它又将造成什么后果？如果不是，那我们应该怎么改？
作者在这方面是忽视的，苛刻些说，他还不具备这样的觉悟、意念。
现实中蓝军既无那样的“超人”，“超人”又不能独自说了算，在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现代战争形势时，一个人往往担负不起全局，起码他得有一个参谋智囊团，有了这样的“团”，就有了“扯皮”与争执。
中国人一个时是“龙”，成群后是“虫”，红军最不缺的恰恰是方案出来一堆，你想这样打，我想那样打，政出多头，互相扯皮，最后谁官大、而不是谁的能力大，谁说了算，因而才有一次次的失败。
作家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非常时期的非常组合，现实里用起来并非得心应手，它需要磨合，而不是像小说里写到的，立即拿来，用起来俨然膀臂——小说张扬了“大英雄主义”，别的人也就全成了几位“英雄”“准英雄”的试验品、零件、机械，他们用不着自己的脑袋。
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不用脑袋的环境里，居然“打”出了“帅才”朱海鹏——这个人搞教学出身，从未当过中高级指挥官，无实际经验，从纸上谈兵到把纸上的拿到现实里演示，仅仅一眨眼功夫便成了。
谓予不信，可小说是这样写的。
所谓的“高科技”呢？在《突出》中仅仅是电脑、监测、自动化、软件病毒等最初级、最初步的东西——太相信外在的“科技”，理念跟不上，体制跟不上，这样的“演习”一旦真的发生，说得不客气一点的话，就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浪费民脂民膏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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