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自己“比较”而非“完全”赞同上述说法，是因为我既意识到了这样的环境确实存在，经过几十年动荡、内乱以后，中国人比其他民族变坏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又认为对于人类来说，生活永远是一个重担，我们背负它是“先天”安排下的，我们有自身永远不能克服与超越的“界限”，正像离开空气我们全都无法生存一样，谁敢说他可以不要空气，可以超越、克服它们呢？
因此，把人变成庸人的环境从“完全”的意义上说是无法避免的，能够做到的只是“尽力”避免。这是我们的极限或局限。否则就会像老久这样，不少时候说的是些“大话”，放的是些“空炮”！
《晚霞》里的女主角在言行上表现得却很“主动”。
自她懂事以来，全家一直在受着不公正的对待，她对这样恶劣的环境，早已不再陌生，所以比较说来，一旦事变临头，她不退缩、不慌张，至多只表示过深深的失望。但这种失望里不含委屈，更没有同归于尽的激烈举动，而是思虑周详的，这得益于她过早地认清了人生、社会；同时，她还对具有明晰的认识，行为、态度才那样沉着、稳重。
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当然是不幸的，他们过于早熟，也就过早地结束了美好的童年。
而和三位女子分别相爱的三个男子，其命运却较为宽松，外界都有大树护着。
真真对老久、肖凌对杨讯的“爱”中，有没有这个因素呢？她们看中他们，会不会看中的是这个身外之物呢？
我看难免有一点。
《波动》里的肖凌第二次看到杨讯后，就猜到了他是干部子弟，说他爸爸坐的是“四个轮子”，这种人家的子孙“身上的一些习气让人讨厌”，她正是从他透露出的这些“习气”上猜出他的出身的。
而《情书》中的真真之所以听话，肯让老久“爱”她，原因之一也是发现他的确有条件藐视常人——当多数青年处身不利时，老久却未受到太大牵连，依然能够走人工厂，和父母住在一起。对他来说，这样的生活是相对安逸的，他没受什么挫折，更不会遇到真真那样的不幸，所以，他完全可以“天马行空”，激情满怀地瞧不起一切！用《波动》里的一个“下等”流浪汉白华的话来说就是：“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家伙，啥都让你们占着……”占着一切的人，能不得意得连自己是谁都快忘去了吗？
《波动》里就说过，文革时期一个市革委会主任（林东平），单是拥有的那套住宅就值15万，省里下拨的日本彩电也搬回去独享，安排几十个人到最好的单位工作更已不在话下。女人们都盯着他，想着为他献身。
这些尚无伤大雅，几千年来我们抢着、争着当官的用意，不就为着这些吗？非仅如此，这位主任还弄虚作假，将判刑15年的情人的儿子（杨讯）早早释放，安排进工厂。
真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啊！
白华明白这个道理，肖凌和真真未必就是傻瓜。占有权势的贵门子弟，把自己“实现”起来，一般会比别家出身的容易。
具体到杨讯和老久二人，那就更不是什么为难之事了，他们不仅有那样的出身，而且都很有“抱负”，自视常人无法比拟，也不屑去比。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未来”。
三角关系：涌起爱水情波
从构成看，《波动》《晚霞》的爱情都是单一的，即一对一的关系。《情书》不一样，环绕女主角真真的爱情线有三条，穿插出入，又全是三角“恋”。
我将“恋”加了引号，是想显示它只是就宽泛的、而非严格的意义上说的。
爱情本是双向的，一相情愿都不叫“爱情”，只能叫单相思。
从这个严格的意义上说，真真没有爱上另一位男友老嘎——他比正在受到“爱”的石田强得多，为什么女主人没有爱上他？要知道这个人还是老久和真真的中介人，要不是他，他们根本通不成信！是不是嫌他是流浪汉？
后来老嘎居然跟着老久爱上了真真，爱得莫名其妙，不由人不问：开始干什么去了？既对她有爱，为什么还舍得将她介绍给老久，等老久说爱上真真后，才承认自己也爱上了？
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姑且搁下它，先看看那三条爱情线吧。
三条线就是：石田一真真一童汝，老嘎一真真一老久，老久一真真一石田。
前二者是铺线，后一条是主线。
追踪前贤，我们发现这种三角关系，早已被各种经典文学表现过了，差别只在于它的多与寡，分量的轻和重。
《红与黑》中的德?雷纳尔夫人一于连一玛蒂尔德，《飘》中的卫希礼一赫思嘉一白瑞德，《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贾宝玉一薛宝钗，《围城》中的唐晓芜一方鸿渐一苏文纨，以及《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永恒的丈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小说里，也有着同样的三角关系。《情书》不过将它发挥了一下，使它更加浓缩、更加错落有致。
分析一下我们会知道，三角关系之能成立，就在于它产生了相互竞争的**，一个感染了另一个，即使原先不必爱某个对象的人，也像害了传染病似的，义无返顾地“爱”上了对方。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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