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么一来，对皇帝个人素质的要求就太高了，不但须智足明辨，还得体气强旺，更重要的是能恒年累月保持对案牍工作的兴趣。终其一生，雍正身体力行，不愧乾纲独断之帝。其子乾隆执政前期亦能克绍其裘，其孙嘉庆、曾孙道光则志或不隳，而智、力有所不逮，以至朝中养出一些上蒙下骗、欺君误国的所谓“奸臣”，乃培发出清社覆灭的萌芽。此后之咸丰、同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不论德智，光说动物性的生殖能力，都愧对列祖列宗。光绪、宣统，所谓道光之绪，宣宗（道光庙号）之统，其实都是别家的孩子，已经称不上货真价实的世袭。迷信一点，就得说，此之不亡，宁有天理乎。可见，世袭专制之为政，考较的乃是遗传基因是否变异，而高科技昌明无前之今日，对基因的研究仍未获得明晰结论。然则，二千年来世袭专制之屡屡破产又可得而言也。故窃常谓皇帝无可厚非，专制亦不可怕，至可怖者，在其位者非其人也。欲人与位相得益彰，除了有效选举，限期致仕（自明代以来，皇帝亲力亲为，其实就是在做丞相），还能有别的好办法吗？晚清之研究立宪，轰轰烈烈，其实就准备依此进行一遭末路狂奔，只是那个时候的八旗余孽死到临头犹不晓好歹，治国如买小菜，讨价还价，令举国之人不胜其烦，遂经一声枪响，里应外合，断送了卿卿性命。噫？不是说雍正已经将八旗收拾得服服帖帖了嘛，怎么临末又跳出一帮不晓好歹的八旗余孽？请为略述梗概。
八旗为清太祖所定国体，既如前所述矣。而自太宗、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以迄世宗（雍正），则渐渐将八旗制的国体更变为君主专制的国体，在此过程中，一切的迁变都将以政治理论的迁变为先决条件，那么，诸帝改制，舍儒家孔孟之说以外，哪里还有其他更成熟、更方便的政治理论可供利用呢？因此，满洲作为原先僻处一隅的“夷狄”，挥师东来，伐其国、取其民，终能入主中原，奠定伟业，儒学之功不可没。清国建立，儒学之功用有二：
一、在内部统治结构上，以“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儒家原则，对旗员各遵旗主、旗主共治满洲（孟森戏称为“联旗制”）的祖制进行“解构”和“重构”。清代对所谓祖制的重视，较历代为最；因此，欲更动祖制，往往是一件麻烦事。太宗抑制各旗，不过未能遵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不孝”而已，还谈不上违反祖制。其后诸帝欲进行改革，则须与长年累月积聚而成的惯性作战；所谓惯性，代代遗传、日久养成之惰性也，实无理路可循。祖制之本质，亦即非理性之惯性也。而大多数、大多时候之人类，亦无理性可言，惟惯性是依，宜其好遵祖制、不思变改也；心理学家荣格定义人类之“集体无意识”，殊属有见。语云：以毒攻毒；既然祖制之本质为非理性，则要改变它，亦毋庸太过讲求理性，而自非理性入手反更容易见效。世宗对各旗王公贵族尝有一段训词，即可视作以非理性手法改革非理性制度的典型，其词曰：
“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岂能容乎！……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虽遇天潢宗室，未尝不加礼敬；而君臣之大义必明，金石之心肠不渝。朕今日之谆谆训诫，无非欲正人心、化风俗，使国家永享升平之福耳”。
这一段话，就包含了解构和重构两重意思。“当时”，盖指顺治朝明定“上三旗”之名以前。揆诸史实，可知，那时候八旗共和的遗风犹存，旗员不仅知有“君上”，仍须效忠旗主，怎么会是“只知有君上”呢？但是世宗心思甚巧，他在一段话之内，偷换“上三旗”与“满洲”两个概念，便完成了对八旗制的解构。上三旗既归皇帝亲统，皇帝就是三旗的旗主；三旗之人尊君、尊旗主的行为，便可以统一到同一个人身上。因此，他说“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并非无理。然而，其他五旗就不一样了，除了尊君，还要尊奉各自的旗主。他却不管，接着上三旗的话头，说“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说得好像上、下八旗间都以“只知有君上”为原则，而不复知有旗主了。此即解构。更进一步，他又将臆造的历史事实（“风俗”）升格为祖制，说这就是满洲祖宗定下的传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三言两语间，便将太祖及与太祖共同定制的列祖“qiáng_jiān”了一番。随后，他又将孟子扯过来壮声气、光门楣，开创了一个名为效法祖宗实则尽更祖制的新局面。此即利用儒学进行建构也。当然，改制之事延续时间甚长，绝非一段训词即可毕功，亦非世宗一
喜欢我成为康熙以后的YY王朝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