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在国子监下设置教授经学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及辟雍存在时间短暂），传授各种专门知识和技艺的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辽在国子监下曾置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南京五国子学。金国和元代仿宋在国子监辖下除设立国子学外，还建置以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如女真国子学，蒙古国子学等，亦分别称国子监。其目的在于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持本民族的性格特征与传统。
宋官学系统中都曾置有小学或社学，对儿童进行，兴废无常，实际上承担教育儿童的教育组织，则是私人设立的学塾。学塾在明清时期遍及城乡。其种类有：坐馆或教馆（地主士绅豪富聘请教师在家进行教学）；家塾或私塾（教师在自己住所设学教学）；义学或义塾（地方或个人出钱资助设立的小学，招收贫寒子弟入学学习，带有慈善事业的性质）。
在童蒙教育中,宋代理学家关于小学教育的主张发生着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有关儿童道德教育的著作甚多，如宋吕本中的《童蒙训》袁采的《袁氏世范》吕祖谦的《少仪外传》，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凡著名教育家大都研究儿童的道德教育问题。
蒙学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程式。学塾中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以及作文三方面的教学，是为进入官学、书院以及应科举考试作基础准备。而每一方面的教学,又都建立了一定的次序。如读书首先进行集中识字。待儿童熟记千余字后，进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这阶段儿童主要用力在跟读、熟读和背诵。在此基础上，教师进行讲书，着重阐述书中的封建政治思想和lún_lǐ原则。习字的次序，则是先由教师把着手写而后描红再进入临帖书写。作文之先，必练习作对。学塾中实行个别指导，教学进度视学生的接受能力而异。一般说，都遵循由易及难的原则，前一步的学习为后一步的学习铺垫基础。教学中尤重视温故，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指导学生复习旧课和新课。
蒙学的发展使蒙学课本渐趋向多样化与系统化。宋代著名的大学问家、教育家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亲自编著童蒙教学用书。嗣后，随着学塾的发展，童蒙课本种类愈益增多。计有：儿童道德教育读本，如《童蒙须知》、《小学》等。识字课本，继《千字文》有《性理字训》、《百家姓》、《三字经》以及各种实用杂字。约在南宋末（13世纪）已出现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经学课本，有朱熹注《四书集注》等。文学读本，有《千家诗》、《神童诗》、《唐宋八大家文》、《古文观止》等。史学课本，有各种形式的《蒙求》。习字课本，有描红本及名家字帖。
中国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学校系统。一般说，封建国家的中央官学，在汉朝正式创办。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南宋以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步衰败实际上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朝末年，它就完全被学堂和学校所代替。中央官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根据中央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可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学，主要分为最高学府、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三大类。
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科学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历代太学、国子监都注重考试。但考试形式方法不尽相同。汉代太学为了培育“贤士”、“英俊”,“数考问以尽其材”。汉初定“岁试”“一岁辄课”定后实行二岁一试(之制。考试方法有口试、,策试、（“特重章句师法”）和“设科射策”（“射策者，谓为问难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此法近似现代的抽签命题、自行解答的考试方法。到了东汉桓帝时取消了甲乙科改为上中下三等，每等规定录取名额和授官的名义。桓帝永寿二年永寿二更定课试之法，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以通经多寡授以不同的官职。这种注重课试、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⑷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贫具有积极的意义。两千年前的汉初贤就创造出太学课试的经验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以后唐朝中央官学的旬试、岁试、毕业试；宋代太学的三舍试法法明清国子监一年积满八分为合格的积分试法八都可看成是汉朝太学课试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太学、国子监强调自修、自由研究学术。特别是在太学生日益众多的汉朝更是如此。汉代太学生由50人发展到展万余人，但博士甚少。教学除了采取大班上课形式“至一师能教千万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授”之外，还特别强调自修引导学生在课余自由研究探讨学术。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正是当时太学自由修业、探究学术的生动写照。以后历代太学、国子监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扬汉代太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培养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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