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古今，一个政权的体系中，中央是首脑，做出各种大政方针，战略决策，名义上担负着天下苍生的安危生计，是政权体系中的核心，但在政府的体系中，真正承担着政权根基的，是地方各级政府。在所有人看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应当是垂直的领导关系，中央政府的决策，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但事实上，从古至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其实在很多地方，是横向的博弈关系，双方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利益整体，很多时候，双方甚至会站到对立面，从而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利益对抗，这种情况，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还不是那么突出，但在后世，在财政两级分化之后，才变得尤为突出。但即便是再封建社会的一级财政体制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也无法保持高度的一致，的确，中央政府掌控着立法权和官员任免权，但地方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同样拥有者对中央政策的解释权和执行权，古代的交通通讯情况不够便利，很多距离政治中心偏远的地方，中央政府的掌控力度有时会被地方政府压过。
其实任何一个王朝的中央政府，其首脑，也就是皇帝，都不希望自己的王朝会衰落，都希望自己治下是个太平盛世，都希望老百姓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只有这样，他们的皇朝才能千秋万代。但又从来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长治久安，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所制定的许多惠民政策、利民措施，都无法将实惠传递到老百姓的手中。北宋王安石变法，所指定的新法，大多是针对北宋国内所在的主要弊端进行改革，从政策本身，可以说是有德惠于天下，但这些政策真正执行起来的时候，却变成了流毒百姓的害人法，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自己身后利益集团的利益，在执行过程中故意曲解新法，甚至变更新法，最终将新法改的面目全非。
表面上，新法得到了最高统治阶层的认可与支持，王安石身居宰辅之位，宋神宗为他撑腰助阵，他的手下还有一大批的新党为其出谋划策，但这些都没用，因为他们忽略了地方政府本身对新法的阻挠与危害，单说青苗法，断了地主阶层的财路，而地主阶层又是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后台，当中央政府的政策危害到他们自身的利益的时候，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反弹，他们无力直接对抗中央政府，因为朝廷军权在握，但他们可以轻松的操控一个县、一个郡甚至一个州的官僚阶级，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是相连的，可以说，他们之间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唯有臭味相投者，方能狼狈为奸，地方官要想发财，要想过奢侈的日子，要想在任期内舒舒服服的混日子，那都离不开当地地主阶级的支持，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光从那些已经很贫困的老百姓身上能捞到这么多的钱财吗？
要致富，还得吃贿赂，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靠着地主阶级吃饭的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在纯正的利益面前，谁能记得什么圣人教诲，什么仁义廉耻，有奶便是娘，朝廷发的那点工资能住大房子吗？能买奢侈品吗?能在外面金屋藏娇吗？这些东西都满足不了，我凭什么为你朝廷买命，老百姓的生活困苦，他们又不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凭什么要为这些泥腿子屁民出头？只有替那些能够让自己发财的人办事，才是正道，只去追求什么良心，到最后也未必有好下场。
这就是所谓官场的规矩，古往今来，都是如此，而中央政府，有魄力的，敢于担责任，不怕惹麻烦的，重典治国，执法严明，惩贪除恶，刷新吏治，以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硬生生的压服地方上的贪恶势力，那么整个社会就能出现治平的景象，在封建王朝来说，那就是中兴的意思，不过，往往会得罪一大批的人，做臣子的，到最后甚至会万劫不复，比如商鞅、王安石这些人，即便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难免会在史书上留下骂名，比如朱元璋、雍正皇帝。
就是因为做这种事情太得罪人，投入产出太不划算，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当这个恶人，官员们，明哲保身，和光同尘，而君主呢，能过且过，搞中庸，和稀泥，弄个所谓的无为而治，粉饰社会和谐太平，地方上的人功颂德，整天捡着过年的话说，每到一个时间段进行总结，都是弄几句道路是曲折的，成绩是伟大的，这样的扯淡言语糊弄过关，上下相蒙，自欺欺人，整个朝廷从上到下，都活在自我编织的谎言中，一直糊弄到玩儿完为止。
如果政府是一棵树，中央是树干，那地方政府就是根系，老百姓是土壤，只有根系健全，有效运转，这树干才能通过根系，源源不断的从土壤中吸取养分，开出一朵朵财富之叶，文明之花，而花叶飘落，化作花费，又能滋润土壤，这才是有生机的大树。而一旦根都腐烂了，这棵树也就断绝了生机，最终，逃脱不了轰然倒塌的结局。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在一个政权的体系架构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如果保证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水平，那么政令难出帝都的情况在所难免。刘宇和孙琳都来自后世，对这一点他们是有着深刻了解的，因此，在刘宇所架构的政权体系中，地方政府是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被纳入监管体系的。后世的文人官吏对明朝的锦衣卫和特务政治切齿痛恨，刘宇对此却情有独钟，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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