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钧决定19号回国。17号，冯文音带着王钧回到德国，专门跑了趟波茨坦，这座距离柏林只有20多公里的小城。
冯文音让王钧去看的，当然不只是著名的莫愁宫、采茨利恩豪夫宫和那个代表法律尊严的破磨坊，这里有冯文音的第二个事业。从两千年开始，冯文音和德国的几个华人合作，在波茨坦创办了一所福利院，专门收养战争和灾难孤儿，将他们养至大学毕业。
冯文音驱车赶到福利院，已经是中午11点多钟，正好是低年级学生放学归来的时间，一大群白的黑的黄的小朋友，叽叽喳喳地嬉闹，让王钧想起国内的午托部。福利院里并无教室，冯文音讲，孩子们都是在附近的学校里上课，小孩子由福利院的专车接送，大孩子则跟有家的孩子一样，自己坐公车或骑自行车，孩子们的教育是完全免费的，所以福利院的工作就是照顾他们的衣食起居，并在课后组织各种活动，让孩子们尽量融入社会之中。
王钧跟着冯文音往里走，见小院不大，大概不到两公顷，这在土地还相对宽松的德国，确实有些寒碜，门口也没挂牌子，只有个门牌号码，这倒和国内大不同。但院内的环境绝对让人心情愉悦，巨大的橡树枝桠间，三栋精致的小建筑，穹顶雕檐，德意志风格中还能找到点中国的元素，显得典雅而活泼。冯文音介绍说，是个华人建筑师设计的，较高的是宿舍楼，较低的是活动室和食堂，员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建筑中间还有个小小的足球场，虽然只有一个小球门，但草坪如茵，一看就是花了精力养护着的。
孩子们见冯文音进来，也没像王钧想象的那样蜂拥而至，只有工作人员远远地向她点头示意，然后分别带了孩子们进屋去。冯文音说，这里每天都有人来做义工，或捐赠一些钱物，孩子们司空见惯了，见到生人也没什么奇怪的。
“你平时很少来，”王钧见冯文音用“生人”两字来形容自己，惊奇地问。
“我每月都会来几次，”冯文音说，“但这并不算多的，有很多附近的德国大婶，几乎每个周末都来做义工，孩子们倒跟她们很熟悉。”
“再怎么说你也是投资人，”王钧说。
“记得国内有句话，”冯文音笑着说，“感觉鸡蛋好吃，为什么非得认识那只下蛋的鸡哩。”
顿了顿，冯文音解释说，“福利院初创的时候，我们几个就商量好了，不要让孩子们感恩某个人，而应该让他们去感恩这个社会，所以孩子们并不知道这福利院的投资人是谁，他们看到的，是每天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在为他们工作，而并不需要他们回报什么，仅此一点就足够了。”
“我们当初选在这里而不是柏林，一方面是担心柏林的物欲观念太浓厚，社会环境也不太稳定，不利于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这里的生活节奏慢些，会有很多人有时间来这里帮助我们。现在看来，当初的选择是对的。”顿了顿，冯文音又说，“德国人其实很纯洁。”
冯文音说这话的时候，一幅感触很多的样子。
王钧侧头看看她，突然就找到冯文音这几年没有改变的东西，也许这是她的刻意坚守，也许是她的本性使然，让她依旧保持着一颗单纯的心。当年的惶惑，如今的随意，都是表现。
冯文音见王钧侧头看自己，就回报了个灿烂的笑脸。“我感觉自己可能更加适合这里，干脆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么几年的收入也基本都投了进来，所以之前的收购才会没一点办法。”冯文音注视着王钧的眼睛说，“以后的利润，我会继续投入一部分到这里，陈广元愿意，也希望你能理解，那样我会很感激你，让我能够继续维持这份平静的心态。”
冯文音的话很认真，这让王钧一阵感动，就拉着冯文音的手说，“我愿意。”然后两人又被这个举动给逗乐了，感觉像是在什么地方发誓一样。不过这样也好，感觉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不少，特别是冲淡了因为王钧的要求回家，而形成的彼此间那么一点点尴尬。两人相视一笑，同时决定把所有心思都放下，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恐怕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而是诚心诚意地做好合作伙伴。这个决定一旦萌生，再拉起手来，两人的心情一片坦然。
王钧随冯文音找到福利院的院长，咨询了一下经营情况，王钧以个人名义捐赠了五十万欧元，当然，这需要回去后转账，王钧不可能把钱带在身上。福利院的院长说代表孩子们感谢王钧，并给了他一枚小小的徽章，捐赠仪式就算这样完成了。
但这种简单的仪式让王钧非常安心。这几年王钧也参加了不少捐赠仪式，想想还真有些汗颜，组织者和捐赠者们，仿佛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善举，总要进行大肆宣传，又是拍照留影，又是新闻发布会，更有甚者，要让孩子们在酷日冷雨下列队欢迎，与人家相比，完全是形式大于了内涵，完全忘记了是自己的社会责任。
提起社会责任，跟冯文音相比，王钧感觉也挺汗颜的。冯文音的收入可能不足自己的十分之一，但这几年的投入，却比自己大了不知多少倍。王钧觉得，自己回去后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并把它作为一种企业文化，在公司内宣传、深化、植入人心。
接下来的两天，王钧都在想这个问题，但贸然的念头，不可能一下子豁然开朗，再加上有很多事要做，王钧只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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