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国泰电影公司导演张英、张彻率领「阿里山风云」影片外景队千里迢迢从上海到异乡台湾，原本只是出外景，结果却四十余年未能折返，并且完成了这片土地上第一部国语剧情长片，开启台湾电影制作的新页。
当时的台湾，约有一百多家电影院，年进口消费近五百部影片，并拥有三家官方控制的主要片厂；只是，内战不利，局势分裂，社会经济崩溃，外汇管制，政治困顿，使电影界经营困难。三家仓惶撤来的片厂也面临着胶片、资金无着，人才无继的困境。在漫天战火阴霾下，台湾电影界人心惶惶，不知下一步将往哪里去。
一九五o年十一月，三家片厂中的农教厂终于开拍了来台后的第一部影片「恶梦初醒」。但直到一九五五年以前，台湾仍然没有真正的电影工业。民营电影企业始终无法出现，公营的三家片厂也仅能配合政策指示，赔本生产少量影片。电影工业的建立在缺乏资金的景况下，始终无法展开。
一九五o年到五四的五年之间，台北首轮国片戏院共放映了的六百六十二部影片，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香港，部份为上海影片重映，只有十三部影片为台湾公民营片厂所摄制。而即使公营片厂，也因成本与市场回收的差额太高，无法大量生产。勉强生产的影片多半为应付政策宣导之需要（如宣传*暴行、保密防谍、三七五减租、省籍融合、农渔民富裕安康.....等等），并未考量市场之盈亏。
此时期，台湾电影产业主要由农教，及其后（一九五四年）重新改组的中影支撑大局，两家影片公司先后生产的十二部影片，几乎就是全国的电影总产量。可以说，五o年代前半期，台湾的电影院里，大多放映着香港与大陆时期的国语影片。银幕上，台湾电影等于缺席；即使偶而出现，也仅聊备一格，乏人问津，几乎淹没在上海与香港电影之中。台湾本土的电影生产能力仍然非常的脆弱。
但另一方面，土地改革也同时改变着社会结构。人口继续增加，国民收入呈倍数成长。虽然t乐消费能力仍然很弱，但较之过去，已多少可以稍加喘息。农村薄弱的经济基础逐渐能够支持廉价的娱乐活动，加上宗教信仰与民俗传统的需要，使歌仔戏、布袋戏等演出，逐渐成为蓬勃发展的事业。同时，歌仔戏团纷纷发现了一个新的媒介可能--电影。它的演出内容如一，不受舞台即兴因素影响，易于接受检查，以满足管理当局之要求。更重要的是，它的成本并不更高，形式又具吸引力；并且，可以长期在各个剧院巡回使用，不受剧团工休因素牵制，对剧院的稳定经营，无疑是一种保障。
农村消费力足以支持，行销的管道与场所也都现成就绪，一九五六年一月四日，麦寮歌仔戏团拱乐社拍摄了「薛平贵与王宝钏」在台北中央戏院放映，突如其来地大获成功，从此，历经三年的台语电影风潮便顺势展开。
台语片崛起后，各地歌仔戏团、歌仔戏剧院、片商纷纷投入台语片生产工作，单是一九五六年的一年之间，至少就有八家出品公司，开拍影片二十一部，远远超过台湾国语影片数年来之经营。一九五七年，台语影片更跃增五倍，登记送检影片即达六十二部。这样的盛况维持至一九五九年，便很快退潮，但总计从一九五五至五九年之间，已一口气生产了一百七十八部影片，是同时间国语片的三倍多。只是，过度快速的生产，使台语影片普遍呈现粗制滥造的现象，票房也就迅速衰落。一九六o年，台语影片跌至二十一部，维持三年的第一波盛产高峰遂匆匆结束。
一九六三年龚弘接任中影总经理，制作「蚵女」、「养鸭人家」….等健康写实主义之影片。这些影片无疑为台湾电影制作带来重要影响。它代表台湾电影制作技术的提升，自制彩色影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几位重要的创作者，为往后二、三十年的台湾电影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尤其健康写实电影突破过去僵化的政令宣导方式，提升了台湾影片在海内外映演市场上的竞争力，对国语影片生产的逐步成长，有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一九五七年开始的三年台语片生产高峰，虽然匆匆结束，但台语片的市场却已建立起来。无论生产经验或行销体系，都已初具规模。加上短短几年培养的观影人口，台语片仍然具备市场基础。一九六二年，台语片主要市场的中南部已从八七水灾的顿挫中复苏，六o年代快速的工业增长，重新丰润了市场经济力。同时，电影税捐减少，水灾救济捐取消，影片器材进口关税减低。加上严格取缔日片走私，日片进口数额减少，台语片出现了翻身复苏的契机。往后的十年里，台语片逐步成长，产量虽微幅涨跌，但一直撑着台湾电影生产兴旺的局面。
政治的安定与经济的成长，提供电影产业成长的基础。粗具规模的业者，也在这样的环境下，渐渐浮出台面。一九六o至*年间，生产量较多的包括了台联、福华、天胜、大来、天华、美都等，而控制着发行市场的则是：台联、福华、大来、天胜，以及中影和美都。而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的五年里，多产的生产者有大鹏、永新、永裕、中影、新高、联兴；发行者则以永新、大鹏、永裕、联邦等发行量较大。
六o年代开始，国民所得、人口结构、以及城乡变迁等种
喜欢重生在台湾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