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楚钟南很清楚，黄宗羲、顾绛、王夫之等人其实早有所向了，要不然，以这些人的脾气，别说来北京，就是南京失陷了，恐怕也一直会在地方上跟他闹腾。就像对付原本应该出现的清朝一样，不是反抗到底，最终郁郁而终，就是一生一世不出山，做他们的大明遗民。而这些人之所以一直这样晾着，怎么也不乐意明打明的投靠过来，恐怕还是感觉丢不起那个面子。前面说过，大明王朝得国之正，是历朝历代最拿得出手的。老朱家是靠着驱逐勒虏起的家，这对那些传统的读书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北京虽然还有一个祟祯，但南方也还有一个小朝廷，黄宗羲等人虽然算得上是忧国忧民的那种人，但身在文坛，尤其是各种思想充斥的文坛，难免受到掣肘。楚钟南可以理解这些人的想法：反正你卫势大，平定天下也是早晚的事儿，咱们也才都三十来岁，等得起！
可是，楚钟南真的看不惯这些家伙的表现。他之所以看重黄宗羲等人，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他曾经心存景仰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爱其才学，喜其名声，希望这几个家伙能够为他竖立一面旗帜，招揽一些真正有用的人才。毕竟，读书人里也不全都是那些只会空口白话，瞎说蛮干的人。可这些人却非要闲在一边儿，他当然不乐意了。在疆域方面，他希望能够稳步的平定天下，但在人心方面，他是希望越早越好。
所以，社会科学研究院这个机构就由此而生了。
而楚钟南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则是因为黄宗羲前不久提出了一个论点：“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意思是说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这一番论调指出了一个赋税制度的怪圈。而由此，也显示出了黄宗羲对对封建王朝赋税制度研究的深入与系统。而他的这番研究，也恰恰是楚钟南希望读书人能够去做的。
所以，楚钟南要把黄宗羲这些“闲人”给拉出去，扔到社会科学研究院，好生的研究这些有关社会的问题。一来望这些人能够真正的学习研究一些有用的学问，并带动一批人；二来，则是希望自己的这个社会科学研究院在这些人的努力下，能像后世的那个社科院一样，成为国家政策制订的重要辅助。而第三，则是楚钟南想到了当初在法国的时候，路易十三和黎塞留成立的法兰西皇家学院里不就是聚集了众多在各个学科里的重量级人物么？既然法国有，中国自然也不能落后。而社科院只是一个开始。
不过，楚钟南并有想到，自己这一时的想法居然会引起那样大的轰动。
祟祯十九年五月，钱谦益照楚钟南的吩咐把黄宗羲等人召集了起来，并且将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事务吩咐了下去，同时，颁布总理令，任命黄宗羲为新成立的社科院院长并将楚钟南琢磨了好久，又交由他润色的《社会科学院研究宗旨》亲手交给了黄宗羲。而黄宗羲等人看到那份《宗旨》，尤其是看到里面所指出的“不仅要积极承担国家各部提出或委托的经济与展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任务，还要主动研究新的社会变迁，提出相对的适应方法，指导国家政策……”之类的语句，居然一个个激动的不成样子。而在黄宗羲上任之后不久科院全因为本身地位的“超然”，吸引了一大批读书人前来。而这些人中，居然不乏各地有名的大儒，以及一些年青才子。当然，按照楚钟南的建议而且本身就眼界奇高，同时深知社科院“责任重大”的黄宗羲是不可能乱收人的尤其是“社科院院士”更被楚钟南赋予了“与各级官员平等相待，享受政务院特殊津贴”这一权利自然不愿意就此砸了自己的招牌。所以，社科院召人极其严格以至于后世之中，社科院院士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三十人，成为诸多读书人羡慕的对象。
当然，这些是后话了。
……
祟祯十九年社科院的建立在文坛起了一阵浪潮。楚钟南的这一做法给许多读书人上了一课。让他们现，原来读书并不仅仅只是看过四书五经，背会唐诗宋词就可以的。还要研究，而研究的方向更是多种多样。而很显然，四书五经之类的圣贤书并不能对这些研究提供什么过多的帮助。
知道。楚钟南推行地全民识字运动给予了这个时代地读书人太大地压力。虽然这些读书人中也有许多人大声地“呐喊”。指出楚钟南让“平民亦享读书之乐”。实为对士大夫阶层地侮辱。再想到日后可能还要与那些泥腿子们一起去参加科考。更觉有辱斯文。但很显然。这些理由都是不怎么受人待见地。而且。面对如此压力。尤其是庞大地平头老百姓地基数。这种“有骨气”地读书人实在是少地可怜。更多地读书人感到地则是一种乏力。极度地乏力！面对滔天巨压。毫无反抗之力地那种乏力！
而中国地读书人除去些比较死硬地。大多数人都向来是很“聪明”地。既然不能反抗。那就只有顺其意志。循其所喜了。只是。先前楚钟南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地口号。这些读书人又大多思想僵化。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顺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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