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是最初的金属工具。金属工具的出现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商代后期虽盛行青铜的用具和兵器，然而农耕仍用石器。因
此，真正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变革的是铁器的应用，是在春秋中叶以后。
最早的铜器是以纯铜铸造的。我国最原始阶段的纯铜器尚未发现，一如我国最早期的青铜合金器物一样，也还有待未来的考古发掘。
我国现存最早的铜器，是青铜工艺相当成熟的时期—商代时期的产物。根据这些青铜器部分标本分析的结果，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为铜锡合
金，锡的比例大致为百分之五至二十（另外也有含铜量达百分之九二至九八为纯铜器和含不同数量铅质的合金）。
青铜合金的特点是硬度较纯铜高，而同时可以保持纯铜所具有的韧性，并且有明亮的光泽。青铜合金的熔点也较低。加锡至百分之二十时
，熔点可低到摄氏九百度左右（纯铜为摄氏一○八三度）。青铜合金的硬度与韧度相结合，宜于制作带锋刃的兵器。
青铜合金中，铜锡比例的不同，合金的性能因而也不同。我们现在还不能具体他说明古人如何利用这一科学事实。但是《周礼·考工记》
（春秋末年齐国官府工匠所记）中列出了六种不同的比例：“六齐”（即六剂）—钟鼎之齐，铜六锡一；斧斤之齐，铜五锡一；戈戟之齐，铜
四锡一；大刃之齐，铜三锡一；削，杀矢之齐，铜五锡二；鉴燧之齐，铜锡各半。这六种不同的配合，还可以探讨，但可以说明当时就已知道
冶炼不同配方、不同性能的合金。
商代青铜合金中，也有再加入一定比例的铅质的，甚至有完全用铅代替了锡的。现在还不知道加入铅质的实际目的如何。铜锡合金加入极
少量的铅，可以在铸造花纹时，收到花纹清晰，减少气孔的良好效果，在战国时代的铸镜工艺中，已开始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西周初年的青铜工艺
西周初（武王、成王、康王、召王时期）的八九十年间的青铜器，在造型和装饰上与殷代青铜器大同小异。造型的风格特点明显类似。但
铭文内容较详，记述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不仅便于确定其时代，而且提供了历史研究的资料。武王时期的“大丰”（或名“天亡”），成王时
的“献侯鼎”，康王时的“盂鼎”，都是有名的代表性作品。
河南洛阳及溶县等地出土成组的（铭文中有相同的族名和人名的）铜器群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康侯、沐伯”组二十一器，“矢令”
组四器（其一出土于江苏丹徒），“作册大”方鼎等四器，“卿”组六器，“”组六器，“臣辰”组四十余器，都是成王及康王时为贵族们作
的铜器。
西周初年的铜器中，特别以大盂鼎（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一○五六年作）重一五三·五公斤，高约一米，是古代铜器中有名的重器。上
有铭文二九一字。内容是叙述康王如何赏赐他的大臣“盂”的经过。赏赐品中有“人鬲”，被历史学者认为是古代奴隶制的证据。盂鼎的造型
（鼎腹的轮廓和鼎足的样式）都已呈现西周铜鼎的流行形式。器口花纹，是殷代的题材，但处理上已是西周的方式。从大盂鼎上明显地看出青
铜器艺术由殷代向西周、春秋时代的演变。
西周及春秋时代的青铜工艺
西周及春秋时代（约公元前一二○○#0；四七六年）的青铜器中，具有成熟的西周风格的作品最有代表性，这些铜器大半制作于西周晚期
（约公元前九○○#0；八○○年），即共王至宣王时期。
东周春秋时代，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不断发展。战国艺术的新风格已在逐渐酝酿中。代表着周朝文化的青铜器，西周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
，到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罕见，而诸侯列国之器极其盛行，反映列国在政治上走上独立发展的趋势。
西周及春秋时代青铜器的新变化，首先是器形类别减少，爵、觚、斝、卣、盉等酒器，鬲、方鼎等烹煮器，都已消失不见，这一时代最常
见的鼎和壶都出现了新的样式。
鼎之形制较大者（如厉王时的大克鼎），敛口，侈腹，鼎腹的侧影扁而方，鼎足上半作兽面装饰。鼎之形制较小者（如共王时的颂鼎），
鼎腹侧影轮廓接近半圆形，鼎足上下粗，中间稍细，似动物之足。整个器形轮廓呈连续的柔和曲线。
有耳的壶发展的结果，代替了卣和觯，成为此后一种主要的铜器（如共王时期的颂壶）。食器中西周时代新出现了盨（如厉王时期的克盨），
和东周以后新出现的簠，都逐渐代替了。
此时代青铜器的另一特点是产生了很多大型的铜器，如大克鼎高九三厘米，重二○一·五公斤；虢季子白盘长一三七·二厘米，宽八六·
五厘米，高三九·五厘米，重二一五·五公斤。往往有丰富的长篇铭文，如散氏盘（厉王时器，三五七字，）、毛公鼎（宣王时器，四九七字
，最长的铜器铭文，）、大克鼎、颂鼎、虢季子白盘的铭文都具有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大型铜器的铸造，长篇的铭文，以及铜器器身的变薄
，这都显示了冶铸技术的进步。
一九二三年出土于河南新郑的立鹤方壶，壶身遍布蟠曲龙纹，两旁有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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