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形成于近代长江下游，形成于今天的安徽省安庆市江面，故又称安庆帮，安清帮，清帮，与运河漕运的解体有直接关联。长江下游地区是漕运水手行帮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清代承担漕粮的有山东、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等省，而江苏、浙江要承担大半，因此，江浙两省的运河码头成为漕运水手聚集场所，“各帮水手多系山东、河南无业之辈。”
同其他水手行帮不同，江浙水手行帮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素习罗教，“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杭州和苏州成了水手中罗教信徒的两大活动中心。这些水手以庵堂为中心形成的团体，互助互济性较强，并无政治目的，只是影响社会治安。”
有清一代，漕私是仅次于枭私的一种贩私活动，大多数的漕船都要通过盐都扬州，甚至淮南盐抽掣所仪征，这为漕私提供了可能性。同其他盐私活动不同，漕粮为“天庾正供”，能拒绝关津检查，因而漕私有量大、隐蔽等特点。漕私的私盐来源很多，它也和枭私一样收集灶丁私盐和老少盐，但是和枭私明显的区别在于，漕私主要是利用漕船跨越数省的便利，购买官盐，赚得地区差价。如嘉道时，漕运水手行帮“粮船夹带，非芦私即淮私，而芦私盐价值较贱，帮所带尤多”。
两浙行盐区的江苏南部和浙江部分地区，主要是由江浙水手行帮中的嘉白帮从宁波、舟山群岛偷运廉价盐。长江下游的漕私为漕运水手行帮与盐枭的结合创造了条件，随着漕运水手行帮势力的发展，到了近代，其中的江浙罗教水手行帮和盐枭集团融合，最终发展成为近代的。
近代的前身是江浙罗教水手行帮。的帮名很繁杂，《清门考源》所辑录的民国时的《各社会团体全宗汇集档案》中就列举了诸如“罗教”、“安庆”、“安清”、“三番子”、“清帮”、“”、“家礼”、“临济道”等多种名目。
在近代的清档案文书中，有安清道友、巢湖帮、清帮、枭匪等混同称谓。的发展历程，按自已在《安清系统录》中的说法是“近代三百年来拥有中国东南半壁的一种水上社会势力”。近人也把分成早、中、后三期。其实，作为“从清代漕运船帮中脱胎出来的秘密结社”，
其真正形成也不过是近代的事，而且也只是在江浙水手行帮中。形成以前的江浙罗教水手行帮并不是秘密结社，行帮并不是帮会。一方面，在漕运废止前，水手行帮，包括早期的江浙一带的罗教水手帮都是半公开的行帮组织，它主要功能除了互助、贩私外，更多的是维持漕运，因而它虽然也遭到清政府的取缔，但不是严厉打击的对象。从现有档案资料来看，至少到嘉道时，清政府对漕运水手行帮还是非常了解的，而且水手行帮的一些主要活动大都得到了官府的默许，如嘉庆有人供称“粮船上素来供奉罗祖，护庇风涛。其供奉罗祖之船名为老堂船，设有木棍一根，名为神棍，奉祀罗祖之人名为老官……不许人酗酒滋事，违者，老官取木棍责处，不服者送官责逐……”。
道光年间，船帮间为竞争新船积怨较多，常常争斗，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但在处理上也并不是当作秘密结社来对待，这和同时期处理其他帮会是有根本区别的。另一方面，漕运废止后，并不是所有的水手行帮都转而贩私，形成，一名在至少清代档案文书中出现是在近代漕运废止以后。水手行帮是漕船普遍存在的互助性组织，而其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只存在于长江下游的江浙水手行帮中。根据“秘籍所记载的题名录，兴、礼、大三辈144人中，江淮帮20人，兴武帮47人，嘉白帮36人，嘉海卫帮14人，杭州帮14人，绍兴帮2人，湖州帮2人，嘉兴卫帮6人，镇江帮3人，都分属于江苏、浙两省的船帮。”
罗教水手行帮，更多意义上应理解为教门系统，可以看成是罗教的分支。首先它之称“帮”是沿袭了原来漕运的官方称谓，而非一般之所谓“帮会”。清制，漕运组织以省或粮道为单位，每粮道或省下分设若干个卫，帮是卫属的基层单位，一卫有数帮，如江淮卫有9帮、嘉兴卫有3帮。每帮船数有船30到60不等。水手行帮一般都是根据所属船帮命名。其次，罗教水手行帮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于罗教水手行帮的性质，学者往往多从其组成人员、组织结构及活动方式变化定性为帮会组织。其实从乾隆三十三年，清政府废除庵堂，罗教水手行帮活动转向老堂船后，其作为教门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其师徒传承、吃斋诵经，收敛钱财直到嘉道时没有太大的变化，“帮内之巢穴即老官师傅盘踞之船，名为老堂船，藏有经卷、神像，传徒敛钱……。”
罗教水手行帮在清中叶表现出来的成分复杂、组织强化、暴力色彩严重这些特点，这和清代中叶以来其他教门系统的发展演变基本是一致的。罗教水手行帮的宗教色彩淡漠也是清代中叶以来，秘密教门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非独罗教水手行帮才有。和其他教门系统不同的是，罗教水手行帮由于本身行业的特点，它反政府意识较淡，维系其生存的除了敛财外，更多的是通过贩私活动，这也正是它以后能和盐枭集团结合，形成的前提条件。
二
长江下游江浙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与势力膨胀的盐枭集团结合后，随着漕运的停废，终于形成了。在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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