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在夜间，蔡铭收降士兵之后，皇甫嵩两人见再无黄巾士兵追杀，又不敢追出大营去追赶那些幸运逃散的黄巾士卒，只得压着蔡铭收降的俘虏收兵回营。
至于另外三个副营，早在发现主营起火时，有一部分赶来救援被官军击杀，另有一部分见势不妙早已弃营逃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而黄巾营地的大火，因为无人顾及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才慢慢熄灭。
第二天大火停后，蔡铭等人再次来到黄巾军大营时，远远的还没有到达大营就闻到了一股呛人、难闻的气味。进到已经成了废墟的黄巾大营，只见营中的建筑物和帐篷全部被烧毁成了灰烬或黑炭，不少还冒着烟；以前的草地，全部被烧成黑色的灰，大风一吹，掀起漫天的呛鼻的灰尘，凡是能够看得见的地面都成了焦黑的硬土块。大营四处乱七八糟的横散着已经被烧焦的黄巾士卒的尸骨，大多被烧焦的不成人形，当真是惨不忍睹。
见此惨状，蔡铭也又一次在心底告诫自己水火无情，以后自己当慎用之。难怪孙子兵法在火攻篇最后写道：夫战胜攻取，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而用古代迷信的说法就是凡人之躯，驱水火行破灭攻伐之事有伤天和，会折寿遭天谴的。
战场的清理工作自然不用蔡铭等人操心，很快便有了比较准确的详细数据。此战皇甫嵩两人歼敌四万有余，烧死和炸营时践踏死的两万余，逃散的亦有两万多，最后投降蔡铭的有近五万人。
相对于丰硕的战果，官军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及。
因此此战大胜之后，皇甫嵩、朱隽两人一扫多日的阴翳，喜笑颜开，命人八百里快马加急将接报送往洛阳。
同时两人下令收集黄巾士兵的尸体筑京观。
中国古代一项交战惯例是，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或特定的地点，覆土夯实，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号为“京观”或“武军”，用以夸耀武功，作为战功的纪念，同时也是威吓对方！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入土为安”，而将尸体堆积在地面，任被风雨摧残、野狗刨食，这是比处死更严重的处罚，是对于对方心理的更沉重的打击。
对此蔡铭很是不忿，当即找到两人，劝两人让死者入土为安，不要行此惊扰作践死者的过分之举。
谁知道两人不但不同意当即驳斥蔡铭：“黄巾乱党，以下犯上，谋逆造反，杀掠官府，劫掠地方，使得生灵涂炭。对于这些图谋造反心怀叵测之辈就应该像古代圣王讨伐不敬者一样，将罪大恶极者筑为京观，用这种最重的惩罚来警告那些意图图谋不轨的人。”
两人驳斥完蔡铭之后，有劝诫蔡铭尽快将黄巾降兵斩杀筑成京观，以免浪费粮食和防止他们生变。
蔡铭自然不同意说道：“他们是降兵，我们既然同意收降他们，答应他们投降不杀，怎么可以在他们投降之后对手无寸铁之人举起屠刀，自毁诺言，行此不义之举。”
“糊涂！”
朱隽骂道：“乱世用重典！古之名言！今黄巾贼子造反作乱，当尽屠之，以为世人戒！岂可轻易宽恕，以为后人效尤！”
皇甫嵩也在一边赞同朱隽的话劝道：“公伟所言极是！如若轻易饶过这些黄巾叛党，不仅难以震慑无知愚民，而且难免招致朝廷的非议！何况，那些黄巾贼子受张角兄弟迷惑十数年，俘虏之中难免有些黄巾贼子的顽固分子！似这等的乱党刁民，我们宁可错杀一万，也绝不可错放一个！”
蔡铭被朱隽和皇甫嵩两人联系抢白的无话可说。而且蔡铭者知道，站在朝廷和士人的立场他们说的并没有错。可是这可是五万多个活生生的生命，如果他们真的在战场上牺牲了，蔡铭无话可说。但是对方已经投降，成为俘虏，现在去斩杀他们就是杀俘。作为有着后世文明思想，生命至上，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深入灵魂。除非是像历史上小日笨那样的qín_shòu之邦出来的冷血畜生，丧心病狂于杀人为乐的qín_shòu，否则是做不出斩杀数万手无寸铁已经投降的俘虏的事来。
不过此时还是视人命如草芥，平民命如狗贱的时代，出了蔡铭是没有谁会有生命至上的思想理念，更不用说有善待俘虏，保护俘虏人权的《日内瓦公约》。因此想要同他们说理，谈生命珍惜生命，《日内瓦公约》自然是行不通的。
不过好在蔡铭早已经有所安排，自己目前能说服他们最好，不然说服的话，只要托住他们几天就好了，因此一番思索之后蔡铭想到了一个有点损的办法。
蔡铭一边装作受教，一边整理语言，对两人正色说道：“墨子云：凡人之行事，不出利，义二字。而我等世人行事，也都是如此。凡是利人利己者，众皆为之！凡利人不利己者，贤者为之！凡利己不利人者，小人为之！而那损人不利己者，恐怕也就只有愚人为之！如今两位将军，欲让我屠杀这些降俘，可不就是让我行那损人不利己之事！”
皇甫嵩与朱隽两人听后很不高兴，有些恼羞成怒的说道：“我们要你处决这些黄巾叛党，乃是为了报效朝廷，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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