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不下百万，到了这时至少有八成是在督台将军府的辖下。在战事陷入“僵持”的时候，林爽文、庄大田等人协助杨衮进行了一次义军大整编。剔除了老弱孤子，老军人马还有八千出头。不过因为战事顺利，又有大批青壮来投，原因很简单义军手中握有大批的粮食。
当台湾的奏报送到梁明手上时，上面就清晰的标出了台湾缺粮。梁明既然决定马上动手，那么必要的支援也是不可缺的。除了十二门铸铁炮及相应弹药外，还有大量的刀枪盾牌、少量的铠甲和一船船的粮米。在义军起事前就以到了台湾外海。
铸铁炮不值钱，而且还都是同清军一个水平线的。像这样的火炮，造器局一个月就能铸造出一百多门，工艺很简单。可义军中是不能出现的太多，太多的话必然会引起清廷的注意。
乱民纷起的义军猛然间拉出数十门，甚至是上百门大炮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有外势力插手其中。在福建盘踞的常青必然会想到隔海相望的“逆匪余孽”——中华国，那样的话虽然现在没什么影响，可在福建清军进台失败后就会成为常青的借口，那个时候中华国就是去隐蔽性了。
刀枪盾牌打造起来很容易，梁明这些年来很是准备了一批，这次只是分出了一成的量。之所以打造如此多的冷兵器，那是为了在大陆扩军用的。
现在中华国在防御国土的情况下只能挤出七八万人马，虽然库里存了很多军火，可热兵器同冷兵器不一样，士兵不是挥手一招就成的，必要的训练是少不了的，并且还要考虑士兵的忠诚问题。所以，大规模扩充冷兵器部队是势在必行的。
（本人认为那个时候的农民同20世纪初的不一样。1927——1949年之间，我党的军队很多都是招来农民，拿上枪就是战士。但咱们要知道，那个时期的农民对于枪炮已经很熟悉了，就算没见过真的，脑子里也有个拟真的印象。但18世纪末的中国农民最多接触的是鸟枪，跟真正的军用火枪完全是两码事，而且还有大炮。单响声就是一个关口，所以……）
至于铠甲那就更简单了，为了增强骑兵的对抗能力，梁明组建的三个骑兵旅都装备了中型或轻型铠甲。反正有蒸汽锤，也费不了太多的人力。送到台湾的三百副铠甲都是在骑甲的基础上略加改动而成的。
对于台湾来说粮食才是最要命的，虽然打下彰化、诸罗、淡水、凤山四座县城，可南北义军并没有发现太多的粮食，眼看着全台粮食将尽，却又没办法到外地进粮，整个台湾人心混乱。
有了充足的粮草，义军先是大大方方的为辖区百姓放了半个月的口粮，然后采取平买平卖的策略，很快就稳定了其控制区的统治。人心所向，台湾再次掀起了一股参军热潮，毕竟军属家庭都在享受着“天大”的好处——每月发放一担粮米，另外粮米价格减半（有限量）；牺牲义军战士家属口粮全保。
从中挑选了七千人，加上八千老军，台湾义军建立起了一直人数万五的队伍。以府城为界限形式上分成了南北两路。
南路义军五千人，以庄大田为首，以凤山为中心，控制着台湾南端，手下大小头领有庄大韭、庄大麦、庄锡舍、王阮郭、简天德、许光来、李惠，以及原先的总教头，现在的副军师王敦。
北路义军一万人，以林爽文为首，以彰化为中心，下辖彰化、诸罗、淡水三县，控制着台湾北部。手下分为两部，彰化、诸罗两县盘踞着义军主力七千余，头领有刘升、陈泮、王芬、黄喜、张烈、林永、杨振国等，军师杨衮。另一部三千人，由王作、林小文、刘士贤为首，驻守淡水，军师陈奉先。
林爽文、庄大田二人主导的是民事，军中事务真正的主事人乃是杨衮、王敦和陈奉先。这三人立于上首，原本的七八十个手下就分散于万五军中，充任者中层头目。义军中的各大头领对此早已是心知肚明，对于杨、王、陈三人的身份也是一清二楚，所以极为听命。以往农民起义军中保存实力，争权夺利的事在义军中没有发生，因为他们都是中华国的内定官员，手下兵力的调整是上头的意思，想要爬高位靠的是战场上的表现，而不是内部的倾轧。
义军的这次整编完成的很顺利，在福建援兵登陆台湾前就完成了，还趁着锐气打下了鹿港，并“和平”进驻艋舺、后垄（今苗栗县后龙镇），实现了北台湾的全部占领。
一府二鹿三艋舺，为一句台湾谚语，说的是乾隆时期全岛三大城市的盛况。一府为今台南市，二鹿为鹿港，艋舺则为今日万华。此句反应台湾的由南至北的开垦史，以及各城仰赖海洋贸易的情况。鹿港名称的由来一说是因为荷兰时代此港口输出大量的鹿皮而得名。
鹿港位于台湾西海岸的中点。清治时期以前，港阔水深，距离大陆沿岸最近，因此自然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港口城市。乾隆四十九年，鹿港与福建蚶江正式设口开渡，从此开始鹿港的黄金时代，在当时是仅次于府城台南的全岛第二大城。
艋舺位于大嵙崁溪（今大汉溪），新店溪及淡水河交汇处，水运优越，可通达台北盆地大小聚落（如沪尾，锡口，景尾，新店，新庄，枋桥等地）。艋舺虽在内河，但淡水河水量充沛，货船可直航外地互市，乃经济发达之地。
在王作、林小文率军进攻淡水时期，克竹堑（今新竹市）斩杀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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