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素质提升,我的个性也越发彰显出来,而渔樵后代的那种跳跃性思维也滋生漫延。记得有一次班主任老师给我们上课,她在黑板上写着什么,整个教室都非常安静,我坐在座位上天马行空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来,突然就噗嗤一声笑了。这在安静得只能听到粉笔在黑板上划过声音的教室、好似扔了一枚核弹,老师愤怒了:
“是谁在笑?!”
我是个敢做敢为的人,还没等同学们的头转向我这儿,就应声回答:
“是我。”
“你为什么要笑,有什么好笑的?!”
“刚才突然想起了一件比较好笑的事情,没有控制好自己。”不得不承认我是个老实的孩子,我不合时宜不讲方式地回答她。
而此时那件有点好笑的事还没有完全走出我的脑海。我说这话前又先笑了两声。教室里的同学先是一楞,继而便是哄堂大笑起来。
班主任老师一时也是愣住了。
但几秒钟后,她被彻底激怒。
“你给我站起来!”
还没等我站起来,她拿着教棍几乎是以博尔特的速度冲到我面前来。
“啪”的一声,教棍拍到了我的课桌上。满教室的笑声早就戛然而止了,寂静的几秒钟仿佛穿越了几个世纪,好若要穿越到有酷刑的时代,同学们也好像在等待老师的教棍对我施以“鞭刑”。死一般的沉寂持续了一两分钟。她的教棍没有挥向我的身体。而是最终怒不可遏的吼了一句:
“你给我站起来听课!”
我站起来了。
老师走向了黑板,开始用颤抖的手捏着粉笔写起字来。我站了大约有七八分钟,也许老师觉得我影响了后面同学的视线,她愤怒向我吼:
“曾兴涛,你给我坐下”她甚至骂了一句大巴山的方言俚语。“你站那么高,你挺尸吗?!你给我坐下!”
挨了骂,而且骂得如此厉害,让我的倔脾气上来了。我没有坐下。
“你坐下!”
但我准备一直站着,站到地球消失的那一天。
僵持在持续,这当口若是继续下去,真不知道还要发生些什么。突然,一只细腻温暖的小手把我的手向下拉了一下。
我和罗绮快同桌两年了,我们保持着男女同学应当有的距离。尽管我暗自喜欢她,但却从没有敢表露。但在这一天,我和她有了第一次身体接触,也是我和她这辈子唯一的身体接触——虽然我们是近在咫尺的同桌。
她触到我手的那一刻,满天空若是都飘着冰雨,我也会当作是春天的花瓣儿在风中跳舞。我全身的的怒气都飞入九天之外了。我坐下了。她拉我手的那个动作我想没有人看见,我们是同桌,且她的动作也很隐蔽。
下课了,罗绮没有离开座位。她秀眉下的大眼睛看着我,眼神透着关心(至少在我看来),她用平和委婉温柔的口音轻声说:
“曾兴涛,你刚才做得不太对。”
我没敢太正视她的眼睛,埋下头,艰难的只吐出一个字:
“嗯!”
自从罗绮拉过我手后,我想我是彻底爱上她了。我再没有睡过懒觉,每天早自习我都是早早来到学校。只为早点能看到她,不过,每当看到她后,我也不敢和她说话,随着我对她感情的愈来愈深,话却越来越少。
不要怪我们那个时代的少年会暗自多情,在我们读初中的那个时节,不但《红楼梦》正在热播。央视还良心发现,转播了几期《潮》,这是一个带有mv性质专门介绍港台歌星及歌曲的专辑。
天啊,和当时的大陆音乐相比,这些歌简直就是天籁。特别是那些自己作词作曲的台湾音乐人,齐秦、潘美辰、王吉等等。不要否认台湾人比我们大陆人更有文化底蕴,从小培养的良好国学修养让他们显得那样才华横溢。
就这样,校园中的高音喇叭时时飘荡着《红楼梦》主题曲《枉凝梅》以及那些港台艺人的的歌。
我那时候喜欢唱王吉的歌。喜欢的原因大约在于,他的忧伤能正好和我此时爱上罗琦而不敢表达的感情是一致的。
多年后,我想问当年的校长一个问题,如果寒来暑往,空旷的学校操场上总回荡着《枉凝梅》或是《滚滚红尘》、《大约在冬季》你们担心学生早恋的问题,难道不会因此而提高你们的管理难度吗?!
很快,这学期结束了,不上课,我自然也看不到罗绮。我突然感觉到呆在县城的孤独,于是放弃了假期常和张亮在一起打篮球的生活,而是逃跑一般回到了老家小镇,和爷爷打了一个多月鱼。小镇还是那么美,但鱼儿慢慢没小时候多了,工业文明的破坏作用正在显现,人们开始用**炸,用鱼藤精毒鱼。爷爷对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总是嗤之以鼻,但他的网眼也从二指眼换成了一点五指眼。虽然鱼少了,但爷爷的打鱼经验丰富,我们总还是能满载而归。在打鱼的日子里,在明月清风之中,骄阳烈日之下,在绝色的星滩河或是落月溪傍,我无时无刻地想到了罗琦。
我显然不再是能让老师放心的好学生了。
不仅因为我不再学习英语,在课堂上莫名的笑。
还有一些事儿,比若:我和张亮等朋友(有初中同班的)相约去野炊点燃了冬天的干草,差点把山烧起来了,幸好有一条铁路线的阻隔,才没有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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