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一时闲了起来，少年人，一闲便会生出不少想法。我还没有到过大城市，好吧，那就去趟最近的大城市重庆吧。
说走就走，我留了一张纸条给父母，然后便骑上自己的“五洲”牌自行车上路了。
沿着国道210线一路南下，晓行夜宿，沿途欣赏着风景，我身上有一百元钱，虽然没有交通费用，但总得住宿吃饭，还好那年头的招待所都比较便宜。
前四天总算是轻松，因为没有大的上坡路，但这天下午到达了华蓥山。这是一个极其艰难漫长的上坡路。我整整骑或推着自行车花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半山腰。
累得不行，正好也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于是在一路边店要了简单的饭菜，老实说，那一刻我很想像《水浒传》英雄那样要一盘牛肉再来二两好酒。但我可没他们那样多的银子，所以只有简单的将就了。我和老板开始攀谈，不知为何，他们对我的自行车来了兴趣。一番商讨，想想自己的口袋中已所剩不多，最后以140元卖给了他们，这是个公道的价格。
老板不错，接着还帮我送上了一辆熟人的货车。
货车到达他的目的地江北县城后，我便下了车。我开始从江北县城徙步走到了jiang北区，然后接下来两天徙步走完了重庆主城区所有知名的景点。
不得不承认，当我来到朝天门码头，看到伟大的母亲河长江时，我是兴奋的。我很想像古代的那些诗人们一样感怀一番长江，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感怀一番陪都，但也许是累了，最终没了书写的情怀。
终于开了眼界，目的达到了，还剩最后几十元钱，正好够买回县城火车票和几个面包的钱，于是“游历”之后，我回到了大巴山县城。
这次所谓的出走，的确是让父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他们急着给我找一份工作。
我初中毕业那年，参加了县里统一组织的面向社会最后一次招工考试，这次考试分成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两组，各招六十名。
当年、红榜下来了，我和姐姐两个的名字都赫然分别出现在了初、高中那六十个名单之中，红榜张贴在县政府的门口。父亲在围观的人群中，听到周围人赞叹：“曾兴涛、曾兴会（我姐姐的名字），哇，这是那家的子女，考上了两个。”
那是父亲这辈子为他这对儿女最骄傲的时刻，过了多年，父亲一直记得这件事儿。
姐姐这年正好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便顺理成章的进了县水泥厂工作。我考的是一个小镇茶厂的普通工人，条件不好，加上还得读高中，自然没有去上班。但那个工人指标一直保留着，现在我高中毕业了，也许能派上用场。
父亲正任乡镇企业局下矿业公司副经理一职，也算略有一些办法的人。托关系，我进了一家同样经营矿产买卖的开发公司，暂时以临时工身份上班，等待机会将我的正式工人指标转入某个更合适的单位。
县城主要的矿产就是煤炭，无数大大小小的煤窑遍布在大巴山区各个产煤的乡镇。县城所有的矿业类公司其实最主要经营项目便是这黑黑的东西。
我暂时以临时工身份进这家单位，工资是可怜的140元一个月。工作主要是在火车站的货场守着煤炭的收购。
闲暇时会几个人一起“炸金花”，所谓“炸金花”，有点类似赌片中“同花顺”，不过我们的打法只有三张牌。
有一次我们打一元的底，10元封顶，有一手牌，六个人参加却四个人吊了一圈（所谓吊牌就是不看牌的大小向里面扔钱）到最后只有我和另外一名职工还在“吊”，我知道他三张牌里有一个a（他已经做了手脚提前把a这种大牌边角上掐了一个印）。
虽然知道，但我却不知道从那儿生出的赌性、让我一发不可收拾。使劲和他“吊”着，一开始“吊”一元，后来“吊”两元，最后开始“吊”5元（10元封顶最多只能吊5元一次）。我和他这样反反复复向里面扔钱，直到我把上个月刚发的工资140元全扔进去，我扔出最后一个5元时怒气冲天的吼道：
“开牌！”
我俩同时打开了自己的牌，都是单数牌，他最大的自然是那个a，第二大是个q。而我最大的正好是个k。
一局牌我就输掉了整整一个月在这煤尘四起货场中上班的全部收入，况且，我一念之间想到：妈的，要不是你作弊掐了a，这盘就是老子赢了。
在他讪笑着收钱的过程中，我“啪”的猛一拍桌子，那是一张简易的临时支脚的麻将桌，钱和扑克在桌子倒地中四散开去，和着满屋子的煤灰四散，整屋子的人都惊呆了，而我，也没说什么，只是把门一拉，走到外面去了，在一个稍稍避点风，没那么多煤灰处点起了烟。
那个和我“吊”牌的同事，第二天也承认他是掐了a，并同意退我一半钱。我却没叫他退，只是叫他请我一包好烟。我多少有些江湖习气，不知是以生俱来，还是小时候看《水浒传》的影响。或者是进入社会后浸染，我想是三者都有吧。
这本也不算多么大不了的事，但县城很小，加之，这个单位和父亲单位是经营同种类型的公司，所以父亲很快知道了。几个月后，他也慢慢觉得这样让自己儿子老是以临时工方式守货场不是一个办法。有一天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做煤炭生意。我早就厌倦了这140元一月、还只有临时工身份的工作。爽快的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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