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到万松园街道办申请地方办火锅店时，我们是不可能成功，哪怕门面再小都是属于集体和国家的，给他们看了很详细的计划书，还是没同意，因为我们私人要入股，严厉地被拒绝了。正当我们垂头丧气地败走，万松园街办工会的负责人，一个叫李常清的书记找我，他说他可以帮助我………………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冬之夜，小岗村18家户主的心情，我完全能体会到，至今李常清说的话很清楚的记得。
他说：“火锅店真能解决十几口人吃饭？”
我说能，仔细地解说了开火锅店的利与弊，说至少能解决十几个人的就业。
听了我的话，他不说话好久，低声吐出个字：“干。”
邓子恢为了包产到户，投进去一辈子，让毛主席从不理解地批评到大加赞扬，为了什么？“农民都这么了，哪还能搞资本主义，不就是搞碗饭吃吗！”李常清冒险拉私人资本，不是也是为了即将出来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子女太多了，顶职也只能两三人，剩下的就进了街道办工厂，我们的父辈或多或少有在街办场工作的经历，但是这种厂毕竟是有限的，多出来的人“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收工打冲锋”，吃着大锅饭，李常清不想再往厂里塞人了，他也没钱办其他的产业，只能拉我入股找资金。这件事我们要赌。
李常清说街办厂里人再多些就是集体和国家的负担，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个人出资是一时之需，以后集体补偿个人————所以我只能得一成五的股份，年底用钱收回这点股份，大家目的相同，我笑了笑，说工人的工资是谁负担，李常清快人快语讲当然是集体负责工人的福利………………
意向基本达成了，按照资本主义那一套，我们签了份保密合同，按上了手印，自1966年，中国大陆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公私合营单位，后来想想他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这事比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要严重的多。
在商量好细节后，李常清负责找地方，批笔象征性的经费，一切行政方面的事情交给了他，我出技术和点子，张先婷她们顺利地进入火锅店就业，花了点钱请了食堂的退休老师傅，劳动创造美，给点钱他们很愿意出来工作。.
火锅店如我们看到的一样顺利的上了轨道，李常清心里落了块大石头，他曾经怀疑过，说：“吃一次火锅要一元钱是不是太贵了。”
我说：“每天吃当然吃不起，偶尔尝尝鲜就不错，武汉市有百万人口，就这么一尝也是很可怕的。”
开业第一天的两百元震惊了许多人，我把财务的权利给了张先婷，我跟李常清说这叫避嫌，商量多请几个人手来帮忙。
李常清答应了，很有魄力地放手给张先婷管事，他坦诚地说：“早知道这么容易就能解决，当初该自己干，白担这么大的风险。”
他还不知道什么是技术入股，我说了句广告词：“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到了今天不能这么轻松的开玩笑了，张先婷是个直肠子，帐本里明明白白地写着我占的股份，以及分到的钱。公安很容易查到了私人出资的痕迹，火锅店面临着关闭。
早上我找到李常清，他正坐在街道办公室里抽着烟，我也坐下来，他好象一夜没睡，眼睛都是血丝，他说：“火锅店不能关，把我赔进去也不能关。”
我点点头，把责任当成义务的人最是高尚，讽刺地是到现在我们担的风险都是白担了，都不用在乎火锅店那点可怜的启动资金，最近事情发生得太多，来不及重新整理火锅店的事情，栽到这上面，只能说是祸不单行。
李常清和我一起去了万松园派出所，我已经能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公安干部开口就是：“你们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套。”
我们听到身体一抖，我笑着说：“公安同志，没那么夸张吧。”
那公安干部说：“夸张？投机倒把和侵占集体财产的罪还不重？”
我没敢说话了，公安跟李常清说：“常清同志，跟你说了国家的集体政策是好政策，困难只是一时的，做事不能冒进啊。”
他好象和李常清是老相识了，李常清表态：“我知道，但是火锅店是不能关门的，责任就让我担吧。”
那公安干部摆摆手说：“不担心，还好发现的早，错误还没扩大，事情就到我这里了。”
他用手指着我说：“就你小子有这么多板眼（武汉话：主意的意思），不知道天高地厚，昨天打架，今天更好————搞上了资本主义的一套，再这么着等着吃枪子吧。”
“别这么说小喜。”李常清护着我：“他提议的火锅店你可知道养活多少人？王家湾的乡亲们靠着这个温饱不愁了，都是小喜的功绩，是我昏了头搞什么公私合营。”
“功劳不能抵过。”公安说：“火锅店我不封，但他的资金就得充公。”
两千元对个人来说不是小数目，李常清说：“充公怎么行！”
我摇摇头说：“李叔叔没关系的，能保住火锅店，一切都不算什么了。”
“有点觉悟是好的，年轻人总是想当然了，回去谢谢余辰生同志吧，没他你这事情要压下去，难。”
一个非常严重的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行为被悄悄的淡化解决，我是心有余悸了，跟李常清出了派出所的门，背后才不冒冷汗，我大叫：“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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