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份，中国军队达到自卫的目的，从全部撤出了越南。回来的人讲他们没想到越南人用来垒战壕的袋子上标着“华援米”，更没想到的是边境的冲突还会打十年。
过几个月，学校终于发了毕业证，建建进铁路实习，正是高考冲刺的时候，再也没见missyu的身影，我赶完了《亮剑》的剧本，天天和大毛他们泡在一起，全武汉的乱入。
自江汉路回来以后，我就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兴趣，兑现了以前许下的诺言，和大毛、志伟、小歪、建建一起，骑着自行车游武汉，汉口、汉阳、武昌满处跑，所见的古琴台不华丽、黄鹤楼很简陋、归元寺就三和尚，全市最高的建筑七层楼高————二十一世纪，我在中建三局干活，一个半调子的施工员，跟过的工程也没低过十层楼。这里的七十年代，我满眼都是土灰土灰的颜色，长江却是碧绿色。亲身见证中国三十年的变化，真是唏嘘不已。不过，还是最喜欢沿江殖民时期的欧式建筑，以后就看不到这么完整建筑群了，城市的现代化需要失掉地是地方的特色，直到最后一点一点变地呆板模式。
站在一排欧式别墅前，我摸摸下巴想，以后有了资本，一定应承下这里的历史，精致的洋房配上滥调风格的咖啡屋，能赚够伪小资、半小资、小资的钱………………艺术家看在眼里是艺术、哲学家看在眼里是禅机、商人就是钱了，我是一半的商人、四分之一蹩脚的写手、五分之一的电影和音乐爱好者、六分之一的思想家，一点点的哲学血统，余下的东西，朋友们叫它“禽圣”。我引以为傲。
忽然把咖啡屋的想法跟大毛讲着玩，这时候提这个是不合适宜的，大毛他们只是知道有咖啡这个玩意，事实上咖啡走进我们平民家中，是九十年代初了，我从听说到喝上，花了十年的时间，对比所谓九十后，我们只拥有幸福的一半，和父辈比幸运地简直比得上中彩票，每到这时总是没面子的懊悔，不懂他们的想法，疏远到隔岸对望的程度，回头望望正在兴致勃勃照着相的建建，又自嘲地笑笑，这机会不是人人都有吧，要知足者常乐了。
说完咖啡屋的想法，大毛反驳说人民不可能喝得起，我点点头说这就是没市场。
大约我是中国第二个提起市场概念的人，解释给他们听：“现在做不了，不代表以后做不了，中国总会强大起来，人民总会富裕起来，生活就会丰满。有点闲钱喝喝咖啡有何不可？”
拍拍他们的肩膀，面不改色地说：“你们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要提前富起来，才能带着下一批同志富起来。香港遍地是黄金，就看我们冲不冲得出资本家的围剿了，靠我们的三板斧，恐怕会很难。”
志伟很乐观，粤式普通话学得好：“没事，小米加步枪，老美哇哇叫，香港是自己人，手下留情啦。”
“好，有信心就行。”我也不能灭自己威风：“以前基本上打的是没准备的仗，中国市场单一，成功简单，香港不同了，消费群体很细化，要看我们的对准地是哪一部分的人。以前我讲地是推销，或者说是供销，讲究地是随机应变，却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的营销，就是要有备无患，面面俱到了。”
改革开放造就的草莽英雄们，靠着本能在混乱的市场经济中崛起，不注重营销，不注重品牌，不注重市场，凄惨地倒在新世纪的门槛上。这是当年王晓兰同志教我市场营销学的开篇语。是啊，营销只是第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理论就四步，调查定位、策划计划、具体操作、总结改进万变不离其宗。学地就是策划和实际操作的东西，那些种类繁多的手法，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要找到完全适合自己的难，只好借鉴，其余的调查之类就可以教给专业公司。我还跟着王老师的一起做过几次实际操作，那时有很详细的资料，这时只有自己朦胧的经验，赌几把了。
他们是不懂营销，我可以慢慢地教：“蛮简单的道理，我们是要清楚我们把东西是要卖给哪个群体，怎么卖给他们，做好计划以后，按部就班，再一点点改进，我们以前做的太粗糙，细致一点而已。”
营销架构非常的清楚，大毛说：“明白了，这计划你定，我们管推销就行了。”
我说：“太慢了，太远了，你们在我放心。”独当一面不是说来就来，人还是要锻炼，最近真的感觉到自己个人化很重，我并不是幕后智慧型，半肉盾半辅助了。
志伟说：“喜子教我们吧，和从前一样。”
我笑了，说：“教你们可以，那个其实很宽泛，看你们的自我发挥了，这次不同以前的小打小闹了，是任务，我打算把一万块钱给你们带上，是启动的资金。”
他们理所当然地跳起来，发泄情绪，我嘲笑他们是乡下巴人，香港人买一栋房子就要几十万，说完觉得自己的语气也很乡巴老，至于要拿房子举例，是条件反射，在大陆房子基本上不值几个钱，以后嘛————啧啧………………
“这么相信我们？”
“是自家兄弟，我今天说的话，往小的方面说是发神经，往大的方面挨就是反党反革命了，你们一直肯陪我走下去，已经很感激了，钱这东西，我还在乎吗？”
他们很感动，说：“一世人，一兄弟。你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其实还是有目标的。”我说口气象蒋某人：“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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