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信不那么发达的时候，一个大片区就一部电话，一般是一说话漏风的老太给守着，以后偶尔有一两个大学生蹲点，如果再过五十年不变，估计博士就得竞争上岗了。
平常有电话找人，看电话的太婆，如中世纪英格兰的税务官，扯着喉咙在街头喊：某某接电话了，听起来跟“姑娘们接客了。”比较相近，堪比旧时唱科举榜的小厮，能把范进震疯。
“王喜同志接电话了。”
滑坡路传达室里守电话的是个老头，声音很象用陕西梆子唱《东方红》。站街头吼了几声。
“嗳，来了。“我端着个海大的碗出来答话，现在是中午，正吃饭。
扒了几口饭，去接电话，路上一直在猜测是谁来的电话，也许是徐克，可能是苏安和，还是作家协会的人，但没想到，是————
“喂，我是吕蒙，人到了，在武汉关。”
和爸爸打了招呼，骑车奔向武汉关。
一段时间没见吕蒙了，他精神还不错，只是不修边幅，满下巴的胡子，一身蓝色工作装上如第一次见他一样，沾着油污。
“我来得是不是很意外。”
他在跑上海的东方号客货轮，从上海一路向西，到武汉终点。
“没想到你来这么早。”我老实地说。
“东西给你带来了，八成新的索尼录象机，我说话算话。”
“没说你不算话，东西放自行车上吧，我家不远。”
吕蒙望着我小声说：“兄弟，这是走私，你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不怕进局子了。”
“当然怕，都进几回了。”我说那台电视机就是叫人给带回来的，原以为不会有事，真险。
吕蒙听我这么一说，楞了一会，才说是敌人大意了，我可不敢这么做。他经验丰富讲：“码头上还有警察看着，就等着逮你这种愣头青。”
“王喜同志，好久不见。”
背后走来的是刚回这年代，所见的那个小公安小史，他走过来，说：“同志，您在干什么？”
“没什么。”我指着吕蒙说：“他是我朋友，叙叙旧。”
小史点点头，上下打量着我们两个，指着吕蒙说：“同志工作证拿出来看看。”
吕蒙恭敬地把工作证递给他，小史仔细地瞄瞄，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撒谎：“去香港的时候认识的，坐船时，认识的。”
“王喜同志是大编剧，认识他是荣幸。”吕蒙画蛇添足，要给小史烟，小史没有接。
他嗟了一声说：“什么编剧，淫词烂调而已。”
“别介，您是没看过，知道这电影卖多少钱？”
“多少？”
“千把万————就一部电影。”
小史看资本主义敌人一样看着我，只说：“算了，都是资本主义的钱。”————对着远方喊————“那边的过来。”
我们都闻声望去，远远的走来一个男同志，走近了，才发现眼前这位的特立独行，上身衬衫，下身喇叭，头发长长的如摇滚歌星，他皮肤很白，走路带漂，慢腾腾地走到小史面前。
“你好啊，小公安，又见面了。”他说。
“又在干什么了。”小史问他：“没事不要在这边乱逛。”
那人笑了笑没理会他，反过来跟我说话：“同志，你好，我叫阿兰，请问怎么称呼。”
“你好，我叫王喜，他是我朋友吕蒙。”我礼貌地说。
“是那个王喜编剧？一定是了，你写的故事挺不错，我蛮喜欢。”阿兰很高兴地说。我表示了谦虚。
“他是个流氓，专写这种资本主义情调的东西。”最近总有人叫我高级流氓，是比较严厉的措辞了。
阿兰摇摇头，说：“不关流氓的事，你不懂。”他想说是艺术，但这里没有艺术。
“他是大流氓，你是小流氓，物以类聚了。”小公安下了定论。
我只好苦笑，阿兰哈哈大笑。
小公安教训阿兰，拿出手铐。
阿兰老老实实地把手伸出来，口头上抱怨：“有去蹲墙角吗，腿会酸，能坐着吗？”
小公安要阿兰少罗嗦，他把手铐别在腰里，拉着阿兰走了，边走边自言自语般和阿兰说着话，阿兰不再象第一次那么害怕了，慢慢地走在后面听着。（向王小波的《东宫西宫》致敬）。
吕蒙注视着他们走远，对我说：“上船把录象机搬下来，送你家去。”
“你不怕了？”
“先以为那个公安盯我的梢，原来不是，你快点，等下他们得又来。”
我随着吕蒙上了船，他让我在甲板上等，过一会带出来一个麻袋，打开给我看，录象机藏在一堆衣服里，我点点头，俩个人把录象机搬到自行车上。
我推着自行车走，他在旁边稳着，也够明目张胆了。
“你来过武汉吗？要呆几天。”我问。
“一天，只是路过这里。”他吸着烟说：“我刚跑上海到武汉线。”
“录象机的钱等会，到了给里，出来匆忙了，没带身上。”
“没事情，对了，上次的衣服不错，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堆。”千把件，最后的千把件，布票不够，多了就有人怀疑。
吕蒙说：“你做走私生意吗，这么多。”
“我就是在做走私生意。”我笑着说：“你有没有兴趣加一个。”
“你就相信我。”吕蒙说。
我说：“只信你四成，刚刚说的物以类聚了。”
他哈哈大笑：“看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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