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出写给徐克导演的信后，我就后悔了，信里塞不满自己要说的话，总是觉得缺失些东西或者表意怕人不懂，期望信不会寄到，安全退回，是我放不下，出手而不脱手，有想过直接去香港，恐怕坐实了里通外国的罪证，回来就难了。
还在《世界月刊》里工作，有了竞争对手，社里气氛就紧张了一阵子，确认《世界之窗》尚不能撼动我们的地位之后，就在战略上轻视敌人，占了资讯先手。这些天只有王阿姨一直在催我那个“世界水平”的计划，她越来越适合主编的角色，居安思危了。
我说：“这几期光做的是外国游记和见闻，效果不好大部分是属于阶级感情，小部分是不熟悉外面世界，看起来短期内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游记显然上的唐突了，得撤下来，至于上什么嘛………………”摸着下巴的毛，故做神棍状。
“快说吧。”
“能说从长计议吗？”
“不能。”
我笑了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做——————游记。”
王阿姨满头黑线，说：“又再骗字数了。”
“还不至于，此游记非彼游记，国外的地方不熟，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是很亲切滴。”
“此话怎讲。”
“拍摄中国大江南北，配合文字，越精美越好，头几期指示我们驻外地的供销同志，拍那边比较有代表的地方，北京、南京、昆明、蒙古等等一个不落下，夹着说明的文字送回来，好的文字直接上，不合适的，只能三个范仲淹了。”————yy工夫，中国的文人最是在行————“起了步，就向全国征稿，风格一定要符合我们的胃口，文化气要浓，语言尽量风趣靠谱，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
说得很详尽了，王阿姨点点头，说：“是不是你常说的从摘录到原创的跨步。”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说。
“但是我们…………”
“这次专题的题目就是‘世界着眼中国’”推一本《读书》给她：“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杂志。”
她再问我目标到底有多大时，打死我也不会说要做出一种文化，目前看起来是那种很资本的东西。
“等到国内，大家都消化干净了以后，我们再向外。‘中国展望世界’。”我说。不只这一点，大体上说说。现在是我们写什么，读者就得看什么，这样都不能成气候，还不如去死。
王阿姨顺势把计划全权交给我，任劳任怨地挑了下线，一如既往诱导他们，说公费旅游，工作轻松，待遇优厚，机会不多，请大家踊跃报名…………
头一个地方当然是北京，《世界月刊》在那边的人最多，九月份我还要去参加作家协会的座谈会，得自己亲自操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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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下班，我回家吃饭，路过滑坡路时，路口停着辆吉普，汽车在中国还是少见，我多看了一眼，是军牌，是部队的车。
不会是找我的吧。
远远就见几个穿军装的同志，第一反应是跑，但他们正望着我，第二反应是装不认识，但爸爸已经向我招手。只好走过去。
“你是王喜同志吧。”其中一个军人先敬礼，然后礼貌地问。
我点点头。
“我们是上面派来的工作组，找你了解情况，请你跟我走一趟。”另一个军人补充。
引君入瓮？我犹豫地问：“找我什么事？”
他们口很紧，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上头只是要你去一趟。”
不容拒绝，我安慰爸爸说：“不要紧的事，我去去就来。”勉强地笑了笑，跟着两个军人一起走。
“记得要配合工作，坦白可以从宽。”我爸爸说，我一个踉跄。
果然是路口的那辆军车，一车奔到了万松园的党校，几米的路车代步，我想这也算是师级的待遇，最后的优待了。
进了党校，他们引我到一个办公室，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两条沙发靠墙摆，中间一个茶几。
看着很拥挤，因为房间里坐着五个人——————是夏雨田和朱少山老师，另外三个我不认识，满屋子的烟味，抽了不少，他们望着我来了，也不说话，我感到情况不妙。
原来是《亮剑》的问题，我一直以为是香港那边的问题，措手不及了，抱侥幸心理说：“夏雨田老师，出了什么事？”
“《亮剑》的问题，特地把我们请来了解情况。”夏雨田老师沉声音地说。
该来的还是要来，却没想到是《亮剑》出了问题，我找空位坐下了。
朱少山老师给我介绍，指着那个谢了顶的男同志，说：“这是湖北影厂的李丰耀编剧，就是他省你的本子。”他看起来五六十岁了。
那边高高瘦瘦的中年男同志，朱少山介绍说：“这是洪湖赤卫队的导演，梁英同志。”
我赶紧站起来给他们行礼，郑重地说：“这次的本子是我的错，害各位老师也卷进来，实在是过意不去。”
他们摆摆手说没事，夏雨田老师冷哼说：“你还知道错了，香港那边那么大的事也不漏个风声，现在《亮剑》出了问题，才出来自己抗了。”
又一次道歉，来这边已经说了无数次道歉。问夏雨田老师：“《亮剑》出了什么问题，是政治问题吗？”问清楚有个底。
“对。”夏雨田老师严肃地说：“上头已经批准我们拍摄《亮剑》了！”
“吓，啥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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