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宁都是闲不住的人，早在初中时，我们就彼此久仰了。那时候少不更事，唯我独尊，虽然经常能在宁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却打心底鄙视他，认为他是冒充李逵的李鬼。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宁就是比我高大魁梧，气宇轩昂。他组建的“天地会”也比我的“红花会”兵强马壮，人丁兴旺。他们收到的保护费往往是来自于“吕布”、“赵云”之流，交纳保护费时同学们往往倾其所有，弄得他们跟太平天国似的。轮到我们收时则只剩下些老弱病残，如“蒋干”、“王允”甚至是没有尊姓大名的“小兵甲”、“小兵乙”，有时候同学们还会学习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说我们是在收取苛捐杂税。
为了荣华富贵，我的小弟们经常叛逃到宁那边，这让我十分苦恼，经常暗地里感叹“既生瑜，何生亮”。
然而有聊胜于无聊，那时候我最不缺的就是三国纸牌，数量多到连清点都很成问题。这一难题在学习科学计数法后被迎刃而解，当时的感觉是科学计数的确是第一生产力。之后这个数学工具被我运用到极致，直到爷爷60岁大寿那天。
记得当时轮到我祝辞了，我想祝辞就要祝个惊世骇俗的，要不还不如不祝，于是慷慨激昂地说爷爷我祝你活过10的二次方岁。作为当时家中惟一的知识分子，我的这一祝辞无疑是曲高和寡，话音未落就挨了爸爸两耳光：“让你祝辞你瞎说些什么啊？”我大喊冤枉，说10的二次方岁就是100岁，之所以这么说一来是为了增加祝辞的神韵，二来是为了在祝辞的同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爷爷汇报这几年我所掌握的先进科学文化。爸爸说我巧言令色，给刚才的两耳光各找了一位伴侣。
这四耳光的意义在于它们通力合作沉重地打击了我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以前我做每道数学题都推本溯源，自那之后则浅尝辄止。我的数学前程就此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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