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的春天是最令人神往的，和春城相比，这里天更蓝，树更绿，花更艳。欣健广场那凹字型的长廊顶端，永远爬满藤条，永远盛开着紫色的小花，厚厚的一层，就像一片紫色的云霞，遮挡着高原的阳光，好让下面熙熙攘攘的人群乘凉。那伙唱戏的中老年人，就像敬业的员工一样，风雨不误地聚集到这里，放开歌喉，唱着白族的戏曲。这里有下棋的，打牌的，卖茶水的，聊天的，独自一人看热闹的，暗娼坐等嫖客的，应有尽有。
在东方大药房门前，摆着一排低档的旧办公桌，桌上放满了各种药品的空盒和宣传资料，桌前立着小黑板，有的用粉笔写上品名，有的用彩色宣传画帖上，桌子后面是各厂家的促销员面对广场坐着，有的桌上还备有血压计、血脂仪等免费测量器械。
药房斜对面的长廊里，有一个怪模怪样的人，正利用人群做掩护，用望远镜朝药房这边搜寻。他身穿一件警蓝色的衬衣，衣摆敞开着；裤子也很肥大，裤角下露出尖头的欧式男鞋。奇怪的是他的齐肩长发，头顶还戴着黑色鸭舌帽，与古城这个小城市很不融洽，不时有些民工模样的人好奇地看他一眼，好在古城是个旅游城市，这样也就见怪不怪了。
他不是别人，正是林森。春节前后段晓艳退了一部分货，自称是退完了。林森和李若丹一算账，段晓艳还差三万五千多元没交上来，于是隔几天就给段晓艳打一个电话，催索货款，开始段晓艳还接电话，推诿搪塞，说还有没卖完的货，款暂时没有，后来再打电话就是韦芹接，韦芹说这个手机号段晓艳卖给她了，至于段晓艳现在的号码她也不知道。林森又通过吕志新在古城的业务员了解，得知段晓艳早已不卖山城药业的品种了，只是周六偶尔到东方大药房收一下款，也不知是哪个厂家的款。她总是和韦芹在一起，两人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搬了家，搬到哪里也无人知晓，行踪非常诡秘。据说韦芹也欠原厂家几万元钱，现在换厂家了，所以就与段晓艳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成了“地下工作者”。
今天是星期六，是东方大药房付款日。林森整整等了一上午，也不见段晓艳的踪影。他有点累了，来到欣健大厦后面吃了一大碗面，然后回到欣健广场找个地方坐下休息。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段晓艳和韦芹出现了。段晓艳还是一套牛仔装，韦芹还是披着黄发，她们与门前的促销员说了一会儿话才进去收款。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两人走出了大门，还不时东张西望，然后疾步向东走去。林森将望远镜提在手里，远远地跟在后面，目光一刻也不离开那套牛仔装和另一个披着的黄发。
两人向东走了一段路，到十字路口张望了一阵又向北而去。她们走进一个商店，林森发现这商店有东南两个门。果然，她们从另外一个门走出来，确信没人跟踪后才上了一辆公交车。林森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后面，那司机警惕地看着他。司机想这人是干什么的，间谍又不太像，逃犯就更不像了，那么就是躲债或讨债的。可躲债或讨债也不用化装啊，他分明是化装戴了假发的。他头上如果不是假发，那这人可就不一般了，不会是音乐家或美术家吧？不可能，这种低档的出租车可没有那么幸运，动不动就拉上个名人。林森已经看出司机的怀疑，于是向他解释道：“我戴的是假发，跟踪一个诈骗公款的人，在那辆公交车上。”
司机会心地笑了，很认真地跟在公交车后面，并保持一定距离，他认为他的分析能力还是很强的。
段晓艳和韦芹在金豪大酒店下车，然后向胡同里走了一段，来到一排二层楼的下面停下脚步。出租车司机将车开过去，超过她们一段距离将车停下。林森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发现有四个身体健壮的男人在与她们说话。其中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可能是段晓艳的男友，因为他正搂着她的肩；另一个显然是韦芹的男友，因为韦芹正挽着他的臂膀；另外两个二十来岁，其中一个还将拳头向前做了个打人的动作，然后与众人上了二楼。林森全明白了，这分明是段晓艳早有了准备，她周围的人有可能是打手，而且很可能是冲他来的。思前想后，他决定暂时不露面，以防和那些人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冲突，他很可能又要动刀子，那样钱就要不回来了，搞不好还要陪上些医药费，或者过上逃亡的生活。
林森叫司机将车开回欣健广场东侧的一个招待所旁，上楼找了个房间住下。他躺在床上假寐，想着段晓艳这个难缠的女人。你段晓艳这是怎么了，我林森和你一无怨二无仇的，为什么非要侵吞我的货款呢？再说了，我要是真像魏伟那样和你睡过觉，你侵吞货款也就罢了，可是我林森没对你怎么样啊，为什么你非要在我身上打主意呢？难道我像傻瓜，或者是把我当成了魏伟的好朋友？魏伟哪是我的好朋友啊，他简直想害死我。我知道你是把魏伟的恨转移到我的身上了，因为魏伟已经走了，你已经报复不成他了。林森正在想着，忽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林森的好朋友，山城市的老乡吕志新，身材高大，面容黑而丰腴，常紧锁眉头而微笑，显出辛苦、善良和狡猾的复杂个性。他坐在宽大华丽的老板桌后面，用座机与林森通话：“喂，小林，我们古城的业务员来电话叫你注意安全，段晓艳找了几个男的，如果你找到她要钱，他们就先打你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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