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世界大战可以经历，没有经济萧条可以恐慌，我们目标渺茫，行色匆匆，我们不过是历史的过客”。(布莱德?彼特在《博击会》的经典台词)
我经常陷入在一个这样的城池里，它充满迷幻的色彩，它里面走着行色匆匆的人，他们并不像真实生活中那样过着正常的生活，他们生活在一种由自我构筑的精神领域里，他们经历的苦痛并不比别人少，只是他们相对单纯，因为他们对别人要求不多。
2003年一整年的业余时间，我都在网上晃荡，用家里人的话说那是不务正业。我发觉人越是虚空时越想找一种东西去填充它，不管是否真正达到目的。在写这部长篇之前，我一直在做着零星的创作，尚处于一种自由散漫的状态，我从不强逼自己在不乐意的情况下写任何东西，当然也不强迫自己把文字变成粮食。在家的时候，可能写写文字再出去看看蓝天，这是我喜欢的一种生存状态，自由而疏离于尘世的一种生活，文字只是我业余生活的调剂。它属于精神的范畴，可是我并不依靠它拯救我的灵魂。
我家的屋子前有一大片花园，我总能从弧形玻璃窗里看到隐约的绿色。晚上时，窗里挤进那些隐隐约约的灯光，天空有淡淡的月亮，时而闪耀着微光的星星，看着它们，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我的书台上点着一盏灯，它可以调到最低的光线，柔和地照着我的脸，没有月光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像月光，我喜欢暗淡的光线，所有强烈刺目的光都会让我感到不安，这就像我的主人公软丝一样，敏感而脆弱。她的心像玻璃一样透明，却像钢铁一样坚硬。
扯远了，还是来说说《月光倾斜》吧，最开始它只是我的一部短篇小说，当初写它时，心底一直有一股冰凉的液体在流动，直到成为一个泉眼，汩汩地冒出清水。小说最初在榕树下登出时，就有几个出版社的编辑找我，征询是否能将它写成长篇，按他们的话说小说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而且题材独特。当时我并没有表态，说实话，在这之前我一直有写长篇的打算，也开了几个头，迫于自己强烈需要的自由，我并不喜欢写作太束缚我的生活，所以我常常是开心就写，不开心就一个字也不写。
因为这部小说，有出版社的编辑找我做签约作家。我那时才开始思考我以后的路，我是一直做我的自由设计师，还是做一个所谓的作家？我觉得作家这个称谓有些文绉绉的，它似乎与某种学术权威挂钩，而我并不喜欢权威的东西，我只喜欢表达自己内心的声音，虽然很微弱的一个声音，可是它是属于我自己的，并不为他人所左右。我陷入了自由与个人成长的迷茫中，我对自己说我想要的自由是这样的吗？我从小生长在一个衣食还算无忧的农村家庭，父母都是纯朴而有些小农民气质的人，我们彼此宠爱。相对来说我从小到大受到的熏染都较单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却养成了敏感随性的个性，这似乎在情理之中。几十年的光阴像水一样流过，我发觉自己老得很快，和我一样大的人应该成名的都已经大红大紫了，可是我竟然在这个时候趟进这莫明其妙的浑人里。
在这期间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期待我的新作面世，甚至把我曾经鼓励他们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我，他们说要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己。我想我不可以把喜欢自己作品的人推中能够寻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并不容易。
写《月光倾斜》的长篇小说之前，我写了它的剧本。这也是一个编辑提议的，说这部小说如果改成电影剧本，题材一定不错。我当时还是怀着试试的心情写了它。几万字的剧本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可是写完后，我发觉我脑袋里对于这部小说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而剧本并不能真正表达我思想里的东西，有些东西我急于想告诉读者，世上有些人活得很幸福，有些人却永远都只是在寻找幸福。剧本出来后，有很多朋友和编辑给我意见，我发现他们对我的要求和期待都很高，我甚至有些承受不住。在谈及剧本的创作时，他们甚至把《花样年华》中的美感与得失和我的剧本作有益的类比与探讨，我想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顶多算一个性情中人。
后来我开始写这部小说，在完成之前又收到北京一个出版社的信，说是想出版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我那时正处于创作的后期阶段，也正是人物矛盾冲突剧烈的时候，我似乎也活在了人物的命运里，无法自拔地悲痛，那一段时间我相当的憔悴，我发觉我自己不再是一个写作者，而是一个经历着和软丝相同命运的女人，她的身上背负着几千年封建文化遗留的残骸，背负着世俗的枷锁，背负着男人对女人的束缚。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表达的内核，我只想告诉别人，我们怎么去经历一种人生的挣扎，我希望世上的人无论在受到任何打击时，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信念。这一种信念就是对生存的信念，对善良的信念。虽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可是我还是写了，按照自己对人生的审美判断去写属于我自己的小说。
我最终答复出版社，我要完成这部长篇，在它诞生前我暂且不谈出版的事。
很多人疑惑我怎么会选择这样的体裁，特别是我的长篇chù_nǚ作，他们认为在选题上应该慎重。《月光倾斜》的体裁很特别，但有些人并不看好，因为它属于城市边缘人的生活，按摩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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