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生活在大陆北方哈尔滨的一个普通家庭里，爸爸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没有长期固定的工作。妈妈在一家即将破产的国有企业依然坚守着她的岗位。
妈工作的工厂是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我的童年就围绕着这座工厂生活。
我家住在工厂的家属区，左邻右舍都是妈的同事，他们的子女就是我的同学和玩伴。家属区由四栋破旧不堪的红砖楼组成，正好围成一个院子，留有两个出入口。院子里还有几户住平房的居民，两棵树，十个马葫芦，和十一排煤棚。煤棚里都没有煤，只有具备各家特色的一些破烂和老鼠和猫。
红砖楼、旧煤棚、还有院外的一片丁香树林，就是我和伙伴们尽情享受童年的天地。
小时候，院子里的孩子贼多，有二三十个与我年龄相仿。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家长都是返城的知青，好几个年龄段的人都选择了在1980-1983这四年里结婚生育。
我们整日在院子里煤棚下楼道中打闹嬉戏，用大人们给的一个字，叫“疯”。倘若谁听到自己家的大人喊到xx，别疯了。那就是叫他回家。
与现在的孩子不同，我小时候玩的许多东西都不用花钱来买，而且很有趣。其中有的连名字都特逗，甚至不知道用汉字如何正确的书写。
其中最常玩的就是拔橛子。今天来看，这种游戏之所以盛行的原因是，任多少人来参加都能玩，适合我们这个孩子多的院子。这种游戏很简单。我们把院子里的一口井当成“锅”，找一个抛得远的东西当“橛子”，再让一个人当“猴”，就准备完毕。把橛子扔出去，其它人如鸟兽散，四处躲藏，猴则去捡橛子，然后放到锅中，开始抓人，并按照顺序把人排为点报一，点报二，点报三，如此类推。其它人则要想尽办法在被抓到之前把橛子从锅中踢出去，并叫一声“拔橛子喽”，表示胜利。然后游戏从新开始。
如果玩累了，就躲到阴凉的地方，玩些不消耗体力的游戏，主要是扑克和各种棋，包括军棋、跳棋、象棋、动物棋，攻关棋，兵马大元帅棋。除此之外，还有憋死牛、鸡毛蒜猴、玻璃球、和黄泥、干老梗、打雪仗、骑马打架、抽尜等等等等。
有些东西现在玩起来虽然会被冠以弱智的罪名，但依然有趣，爱不释手。
看到现在的许多孩子，花了很多的钱，却依然没有买到快乐的无奈，我庆幸。
无知亦无邪的孩子们整日的就知道玩啊玩啊玩，直到有天长大，变得有知。自然，也就有邪。
由于学区不好，小学毕业后，我的家人花钱求人，为我更改了户口，把我弄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念初中。后来，家也搬离了红砖楼。
四年后，我再次搬回家属区，这里已经物是人非。我忽然发现，其实院子里的煤棚比我矮。而窗下的那一小块丁香树林，竟然也难逃全世界大森林的厄运，开始变小。童年的一切快乐与无忧，都随风而逝。偶尔遇到当年的伙伴，彼此都很高兴激动，但寥寥几句之后，就没有了声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之间无形中多了一层鲁迅和闰土式的隔。
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拔橛子和尿尿和泥了。
2．
曾经，在像妈妈工厂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里工作是一件可以值得炫耀的事，那意味着在社会中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很多人为此趋之若骛。当时，工厂生产的产品在社会上供不应求。车间的机器24小时不得一歇。
工厂的工人也因生产的繁忙而有很多。每天晚上四点半是下班时间，潮水般的人从十米宽的大门里涌出，持续十多分钟才见稀少。这还不算在厂内直接上通勤车的，上中夜班的和坐月子休产假的。
倘若说的时髦一点，妈是搞人力资源管理的，但说白了她现在只负责每个月给失业工人开生活保障金。
早在十年前，每个月的十七日，妈中午都不回家吃饭，因为那天是工厂开工资的日子。妈的车间有六七百人，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钞票要用编织袋由十来个人抬回办公室。
但后来，工厂发生了许多国有企业在过去的十年中发生的事情--亏损，亏损，再亏损。最后陷如瘫痪。
企业曾经一次次的进行改革改造改组改制。好听的名词用了一大堆，结果是一次次的失败和厂长一个个的自肥。颓势未见扭转，厂长们却在肚皮渐渐鼓起后溜之大吉，留下一帮穷得尿血的工人去谱写再就业的凯歌。
如今，下班时的人潮已同没有沙尘暴的春天一样成为往日的回忆。机器变成废铁，换回饭店的发票。妈发工资也不再用编织袋了，她的手提包已经绰绰有余。
工厂的衰败让许多的家庭揭不开锅，生活难以维继。除了妈，家里所有在这个工厂工作的亲戚都下岗回家，偶尔有上级领导来视察时才被叫回去临时客串一把，再现当年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我看来，国有企业是大陆经济的鸡肋。没有国有企业，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包括我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控制了国家的资源，那这个国家还会不会如此的稳定繁荣。但是，国有企业对于政府来讲是一个噩梦，它存在一天，就意味着政府预算要扔掉一部分来填这个大窟窿，就意味着有大量工人随时可能失业并由政府来供养。
3．
或许是家庭从未富裕过，或许是自小习惯于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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