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北京回来后的第二次化疗，我推迟了两天，过完元宵节才回到医院。但血常规的检查结果显示，我的白细胞刚刚达到3600，是正常人的最低值。
那天老吴头正好出门诊，我进屋后他正在接待患者，看到我进去，就问结果如何。
我说60分，刚好及格。
老吴头接过报告单一看，说：“这能叫及格么？你要想化疗，及网格线就应该是5000。”
这个我知道，3600是无论如何也上不了战场的。妈问老吴头还应该怎么办。老吴头说不能再打升白针了，我的机体已经麻木，打多少都没用，只能靠自己恢复，“吃点牛尾和动物的脊髓还是可以考虑的。”
就这样，我回到家，每天去附近的卫生所验一次白细胞，直到第一个化疗结束后第二十三天，白细胞才恢复，那时距化疗方案要求的时间整整推迟了十天。
想想自己真是窝囊，升白针好使的时候，化疗不好使；现在终于知道错误了，白细胞又来托后腿。
还有医药费也让我生气。原来一个周期化疗至少花一万二，钱是花了，却一点作用也没有，全用来贡献祖国的卫生医疗事业和改善医护人员生活了。现在根据北京的方案化疗，三个周期估计也花不到六千块，但保险是没了。要是一开始就采用正确的方法，加上手术费用，我也花不到两万块，再让保险公司报其中的大部分，我就当是丢个钱包了。
他妈的，全是那个和太监特征一个姓的家伙给我害的！
我越想越气，再去医院的时候，我气冲冲的去病理科，问姓鄢的在不在。值班大夫问我什么事情，我有点心虚，说有人托我来找他，大夫说他周一出诊。我就走了，心想等周一我他妈把你阉掉。可是，到了周一已经接受化疗，我人就完蛋了，根本没有心情再去找他算帐。
夏天的时候，妈去肿瘤医院，老吴头说姓鄢的得肺癌了。晚上我兴奋得睡不着，戴着耳麦听广播的午夜节目，听得兴奋了，忘了是睡觉时间，就跟音乐一起哼哼，最后让妈把我骂一顿。
但不知道为什么，肿瘤医院的孙理告诉我说老鄢头在2003年11月15日那天死了，死时对我毁了他最后的清白而耿耿于怀，当时我却高兴不起来。一个和肿瘤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教授，最后不到半年就被肿瘤拿下了，说起来真有点可怜。
听了老吴头的金玉良言，在家催生白细胞的那些天，妈每顿都让我吃牛尾巴和脊髓。牛尾巴倒还好些，味道很不错，可脊髓就不行了，油乎乎的让人难以下咽。
我心里有些抵触，每次都是象征的吃两口应付应付。可妈不干，一吃饭就催着我再多吃一口，我吃完后，她还催我再多吃一口。搞得我气急败坏，但没有任何办法。
除此之外，妈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弄来一个中药方，每天早晚两顿的中药汤，把肚子整的像个水袋。吃饭的主食说是大米饭，但看不到多少大米，全是薏米大枣花生什么的，吃在嘴里直磨牙，还得小心翼翼，防止枣核。
如此折腾了十天，等到白细胞上去的时候，我的化疗反应已经提前出现，见到东西就倒胃口。
2．
新的化疗开始的时候，医院里人满为患，大家都赶到春节过后来化疗。到医院的前一天，妈就和护士长打好招呼，病床是预留下来的。
病房是临时倒出来的，原来是医生办公室。病房不方不正，形状不是很规矩。因此，病床摆放的也不是很规矩，七扭八歪的总共放了五张床，我在靠门的左侧。
多了一张床，感觉就是不一样，病房显得很是热闹。我脚下是一个得肠癌的患者，比我大十岁。他已经进行九个化疗了，是我遇到的患者中化疗做得最多的一位。但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已经转移到膀胱。他的转移是种植转移，转移癌中最糟糕的一种。形象些说，这种转移抛弃了侵润转移的规律，实行的是跳跃式转移。
我的旁边是来自大庆的一位农民，也是肠癌，并且似乎有遗传史，蔡大夫把他父亲当年在肿瘤医院住院时的病案调出来研究。
病房里边的两位都是肺癌，一位来自齐齐哈尔，他在很长时间里是当肺炎来治疗的；另一位来自佳木斯，上次住院的时候我曾见过，每天化疗结束，他去在哈市的一个亲戚家住。他总是穿著一件黑风衣，戴副黑眶眼镜，再加上一个秃头，倒像是个黑社会的老大。
后来随着来自大庆和佳木斯的患者出院，病房里又新进来两个人。其中的一位是来自大庆的辉，并且住在刚刚出院的那位大庆患者的病床上。他是刚刚得的肺癌，显的很紧张。没办法，他要是也像上次住院时那位齐齐哈尔的老头不认识字就好了。
无知者无畏，知道太多有时候比知道太少带来的麻烦更大。
辉是由检验科的一个大夫介绍来的，除了化疗时针扎在他的胳膊上，他在医院里的一切事物都由那个大夫包办。那大夫向辉解释：“仅仅是点肺炎，但是有结核阴影，需要继续治疗。”
辉假装信以为真。
辉在家中是老玄，他的病情牵动着家里所有人的心。他的妻子哥哥弟弟一大帮人白天都泡在医院里，让我有些讨厌。
即便如此，还有人来病房里凑热闹。
每次住院的时候，都会遇到搞药品宣传的到病房里发传单。这些人大多是药商从社会上聘来的临时工，按散发的份数开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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