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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从北京带回来的方案用完了。在用新方案进行了三个周期的化疗后，我又进入到一个休整的阶段，时间是三个月。
迎接我的这三个月和上次的那个休整期是不同的。上次休整的时候，虽然我也是因为化疗而落光了头发，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并且，我还可以去学校和同学们神侃。
但现在，我的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帮我解脱。
不去医院，也不去学校。每一天，我只有躺在站在坐在趴在家里，有一打无一打的翻翻书，听听音乐，或者是睡觉。很多时候的情况是，家里的电视开着，桌子上堆满了剩菜和碗筷，地上全是报纸，我坐在床上，挂着耳麦听音乐，再拿出两三副扑克摆弄。
没有吃药是不被家人允许的，升血片、升白片还有什么胶囊，一顿饭的后边往往要跟上十多个药片。
学中医出身的姐姐时刻不忘祖国的瑰宝，跑到她的老师那里给我弄了一个药方，让我去喝汤药。这个药方现在还留着，其中很多字都不认识，但有一种药记忆深刻，鳖甲，就是王八盖子。
过了半个月，汤药喝完了。姐姐引荐我去见她的老师，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
去医院的那天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天气很好，不冷不热，还没有风。博士在医院外边一个叫科研诊所的门诊出诊，每周只有这一天，所以来的人很多，把整个诊室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下午一点准时到，已经可以倒着数了。
在去北京之前，虽然去医院对于我来讲是家常便饭，但到门诊排队的机会并不多。偶尔去了门诊，也是不用患者排队找医生而是医生排队等患者的那种。但在北京的那两周，让我知道看病原来还是这么难的，需要用极大的耐性去等，甚至要为此争先恐后，甚至大打出手（我第二次去北京的时候，有一次在医院看完世界杯回宿舍，路过门诊的时候就看到有两个人因为排队挂号而发生争执，保安拉都拉不开）。
不知道是不是身在它乡总有种被冷落的孤独感，对于北京医院里的这种气象，我很不适应。但很奇怪的是，今天在哈尔滨，同样是在门诊，遭遇到这种排队看病的景象，我却有点习以为常。毕竟这里不需要饿肚子。
时间很快的流淌过去，我一会儿去别的诊室看看，一会儿到楼下看一个老头给别人算卦，反正就是不甘心老老实实的在诊室外边坐着等。
诊室不大，却塞满了人，光医生就有四个。除了姐姐的老师，还有三个学生。除此之外，患者们和患者的家属们见缝插针，看见屋子里边有空就钻进去，仿佛可以得到博士的耳濡目染，把祖国的医药文化学到家。
博士也是好脾气，一边给人看病，一边和几个早已经熟悉的患者说笑，即使大汗淋漓，也没有把屋子里的看客撵出几个的意思。他的学生也很厉害，不但能倒着看老师写字，并且能一边抄着这个药方，一边向患者解释那个药方。
忽然听里边喊到我的名字，二姨在外边张望里一下，确定是我，便让我往里边挤去。
我一到门口，感觉一股热浪袭来，接着好多双眼睛向我看来，然后很自然的闪开一条道，让我很容易的看到凳子。
初次应诊，需要留下一个简短的资料。当博士问到我得什么病的时候，我干干脆脆的说：“癌症。”让博士惊讶的都停下书写的笔来看我。
不过，博士似乎更适合去当一名演员，表情和语言上丝毫没有显示出他的惊讶，反而让人感觉成竹在胸。
接下来是号脉，顺便打听一下我的治疗情况，我都如实相告。博士偶尔点点头，似乎是表示和他预料的一样。
在我的脑子里，曾经有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中医只能用来养身，而不能治病。后来，妈认识的一位医生改变了我的想法。初中第二个二年级的冬天，我感觉到肚子痛。妈便带我来看医生。那医生没让我做任何检查，只是摸摸脉，就开了药方。两天后，我一顿上吐下泻，好了。
还有一次，我姥姥被人骗去一枚金戒指，很上火，于是病就来了，她不能走路了，腿上长类似脉管炎的病。西医让她住院、检查、打针，还没看病，就是好几百进去了。后来妈带姥姥去找那个给我治疗肚子的医生，没几天，姥姥又活跃在麻将桌上。
从此，我对中医就有了好感。但是，在中医领域，癌症或许是个例外。这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制药工艺的问题。一堆药吃进肚子里，有效的成分就那么一点，很难有什么作用。
不过我还是对我在中医药大学的这段治疗经历感到高兴。
这首先或许是因为我闲得没有事做，就像我现在打字一样。我很高兴自己每周三的下午去趟医院，每周四的上午骑久违的自行车，沿着北环路向西行，把车停在18中的校园里，穿过中央大街，去宝丰药店看药师们抓药，之后返回到18中，上趟厕所（这也是为何要把车停在这里的原因），再回家。
其次，博士的风度让我倾倒。他没有其它医生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容易让人接近。并且不卖弄学识，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外国文。有的医生，明明是赤脚大仙那个阶级上的，却偏偏给你看病的时候玩点高科技，不和诺贝尔医学奖基因工程生物技术挂上钩，不叫给你看病。
还有一条，我觉得是应该在全中国推广的一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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