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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长篇论文，在这里无语只是粘贴一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无语对水老掌水的了解缘于修建陕西八惠的李仪祉先生，在那里，水老制度一直沿用。
山陕两地地处半干旱地区，兴渠引水灌溉历史悠久，伴随引水灌溉水利管理组织与管理体系逐渐成型，写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敦煌文书《水部式》是具体记载基层水利组织与管理的最早传世文献，这部文献通过陕西关中地区白渠、蓝田新开渠等水渠记述了基层水利组织的构成、职能，为我们研究灌渠管理提供了珍贵史料。时至近代随着人口增殖与土地拓展，水利灌溉的地位不断提升，水利管理也从单纯灌渠层面影响到乡村社会。
以此作为开篇。
以上所举洪洞县诸渠以及晋水四河五渠均为民渠，或充其量属于官督民办性质，与这些水渠不同，流经陕西省泾阳、三原、高陵、醴泉4县的龙洞渠则为官办水渠，由于这样的原因，龙洞渠设管理专局，设立主任1人，总管全渠事务，管理局之下4县均设龙洞渠水利局，此外各县另举渠绅2人，与管理局主任共同维持渠务。龙洞渠灌区不只有官渠，也存有民渠，“民渠管理制度，如泾阳之水老、值月利夫，三原之堵长等悉仍其旧”③。从龙洞渠的管理体系来看，官渠、民渠实行的管理系统显然不同，官渠在实行现代管理前提下，与渠绅的参与结合，实现官民交融的组织形式；民渠则仍然维持民间自有的管理系统。龙洞渠灌区只是官渠管理方式的一种形式，由李仪祉先生组织修凿的泾惠渠也具有官渠性质，修渠经费多数来源于社会捐助，工程由渭北引泾工程处及渭北水利工程处联合承担。1932年水渠修竣之后，其管理体系与龙洞渠官民交融的管理形式不同，采取分层次差异管理，即属于水渠的较高管理层次归为官方，较低管理层次仍维持民间管理系统。对此1941年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编印的《泾惠渠概况》有这样的记载，泾惠渠进水闸位于张家山拦河坝，节制水量的操纵闸则位于位置稍下的二龙王庙，这一关键位置由水利局技术人员驻二龙王庙从事管理，此外在派遣技术人员前往各处传授农田用水事宜的同时，将全渠划分为若干段，每段设水老人1名，一水老人辖斗口若干，每斗设斗夫1人；一斗夫管辖范围内有村庄若干，每村设渠保1人。全渠共有水老人70人，斗夫320余人，渠保1750余人，统由受益农民互相推选，并由管理处指挥监督，协助各管理处办理民间用水与农渠分水事宜。
以上所举陕西泾阳等县两处官渠管理方式表明，无论官民交融，还是分层次差异性管理，民间力量始终显示着重要作用。究其原因，恐怕要归结为受水农户既是水利事业的最终受益者，也是水权分割中利益的直接相关者，正是这样的原因一些灌渠的水册将受水农户称为“利户”⑤。“利户”的概念直白地显示了水权分割结果与受水农户切身利益的相关关系，在中国北方缺水地区的自然背景下，维护水权就等于获得了生存权与发展权，由于“利户”分散且量大，渠长、水老人等自然就成为“利户”利益的代表者，虽然渠长、水老人等会在水权分割中获得自身希图的利益，但就整体上他们是一方水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的水权空间范围或是一条支渠、或是一个村落，无论发生自然灾害，还是水事纠纷，他们都有义务组织“利户”，协调纠纷，甚至上书官衙、冲陷于武力械斗之中。由于这样的原因渠长、水老人等，自然成为官、民渠任何一种灌渠类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渠长在基层水利管理体系中的职能
渠长、水老人等水利系统的基层管理者主要职能在于监督水口、水程以及上下用水区域是否符合渠规，其中水口的开启、关闭意味着本灌区用水时刻的开始与结束；水程关系到每一个用水“利户”的直接利益；上下用水区域对于渠规的遵守程度则影响到本灌区的用水量。由于这些环节直接关系到灌渠浇灌功能的实现与“利户”水权保障，因此渠长所承担的监督、维护职能就显得十分重要。
渠长、水老人这些职能不仅使他们成为官、民渠任何一种灌渠类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时刻置身于各类诉讼与纠纷之中。载于《洪洞县水利志补》的《副霍渠渠册》中记述了民国二年副霍渠掌例王义与刘玉瑞兴讼案，此案源于灌区内湾里村大户刘玉瑞等于渠道上游打堰截水，造成灌区大部分水地无水可浇，几成旱地，掌例王义代表灌区农户起诉刘玉瑞，经洪洞县裁断，令其“边浇地，边拆霸”。与刘玉瑞案相似，渠长出面交涉由截流引发的诉讼不断见载于各渠水册。截流之外大户夺水也是涉及灌区水权的重要水事纠纷，渠长作为灌区水权的代表者出面协调，并将其告送官衙几乎成为必须履行的职责。《连子渠渠册》所录顺治二年“水利碑记”载有连子渠生员程四哲、渠长郑国命状告范村大户左承诏恃强率众，堵塞渠道，抢夺连子渠泉源一案。《广平渠渠册》载乾隆三十六年梁家庄大户马致恭等“横筑截垫，霸水坏渠，害及万姓”，由经总渠长王荣先将其控告于官之事。由于水权直接关联到农户的生存权，因此因盗水而引起的纠纷常演发为械斗，而在械斗中渠长等职自然成为本灌区的领袖并卷入其中。《沃阳渠渠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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