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三国演义中，王允吕布合谋杀死董卓，正饮宴间，忽人报曰：“董卓暴尸于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贺；此何人，独敢哭耶！”遂唤武士：“与吾擒来！”须臾擒至。众官见之，无不惊骇：原来那人不是别人，乃侍中蔡邕也，允叱曰：“董卓逆贼，今日伏诛，国之大幸。汝为汉臣，乃不为国庆，反为贼哭，何也？”邕伏罪曰：“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自知罪大。愿公见原：倘得黥首刖足，使续成汉史，以赎其辜，邕之幸也。”众官惜邕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马日磾亦密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若使续成汉史，诚为盛事。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杀之，恐失人望。”允曰：“昔孝武不杀司马迁，后使作史，遂致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议也。”日磾无言而退，私谓众官曰：“王允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岂能久乎？”当下王允不听马日磾之言，命将蔡邕下狱中缢死。
考诸历史记载，王允杀蔡邕确是事实，但是，具体细节与《三国演义》颇为不同。《后汉书》的记载是：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乡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着，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
可见，蔡邕被杀，并不是他头脑发昏，在那兵荒马乱、军阀厮杀的岁月不知轻重，在董卓被杀处决后还“伏其尸而大哭”（即使如此，也不是什么严重罪行），而仅仅是听到消息后，轻轻叹息一声。他叹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替董卓惋惜，也许他对王允们的行动持保留意见，也许是因为他平时深受董卓器重，虽然他对于董卓的做法并不满意而且数次准备逃离董卓，归隐深山，但是，他内心还是忘不了董卓给他的种种厚待。总之是，他的叹息仅仅表明他的一种感受和情绪，连异见也谈不上。
一声叹息，送了性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世道！
当然，王允杀蔡邕，有两个理由。一个是，蔡邕是后汉时代中国在经学、文学、历史、音乐、书法诸多方面具有集大成水平的一代宗师，而他此时正在着手撰述有关后汉的历史。王允担心的是：这位杰出学者，会像司马迁那样，在历史著述中记录下他们争权夺利的种种丑行，使他们遗丑万年，难垂不朽。第二，是对持异见者的绝对不宽容，即使这种异见仅以叹息的方式表现。
文天祥在其著名的《正气歌》中说：“在晋董狐笔，在其大史简”，对于春秋时期两位史官给予崇高的评价，而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的好史官也就这么不多几位。统治者总是惧怕历史会记录下他们并不光采的行径。一心要匡正汉室，不惜牺牲生命的王允，在这个问题上，与别的权势者没有区别：他本身也是一个浑蛋！
让我们看看文天祥所称颂的那几位史臣。
春秋时期，晋国灵公昏庸无道，残暴荒淫。晋灵公几次要杀死赵盾，赵盾和他的儿子赵朔（就是著名的赵氏孤儿的祖父和父亲）被迫逃往国外。赵穿杀死了晋灵公。赵盾返回赵国。“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赵盾）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左传.宣公二年》）。这位敢于直书当权者赵盾弑君的史官，没有被赵盾割去脑袋，实在是因为赵盾这个人非常贤明，有深厚的道德休养。
至于齐国的太史，其命运就没有董狐那么好。齐臣崔杼杀了庄公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就是说，为了让历史留下崔杼弑君的真实记录，大史死了，他的两个弟弟继续如实记录，死了。当接着的一个弟弟仍然如实记录，而且后面还有更多的冒死前来如实记录历史的史记官时，崔杼只好放下了屠刀。
当然，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岁月，那时统治者还有尊重史官如实记录历史的风尚。即使是残酷的崔杼，并没有将屠杀进行到底。但是，历史越是向前，统治者越是发现真实的历史记录对于自己的不利，篡改历史、歪曲历史，隐瞒历史真相，钳制记录真相的历史学家，就成为统治者的法宝。秦始皇统一中国，焚烧了所有的历史资料。此后的统治者，对于历史著述的控制就不断加强，唐宋以后的历史都是官修的历史，到了清朝，围绕着民间人士著述明史而掀起过数次株连广大杀人众多的*。统治者对于真相的惧怕使得他们都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过敏。
蔡邕一声叹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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