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独一无二的谋略术，在郭嘉死后，也被善于学习的曹操玩了一手。后来当袁尚、袁熙二人投奔辽东时，曹操再次勒兵不前，停止追击，静候辽东太守公孙康将二人的首级送来。----也许罗贯中不相信曹操也会有这种谋略，也许他出于对郭嘉的敬意，结果在小说中，罗氏仍然以一回"郭嘉遗计定辽东"，将这个计谋算到了郭嘉头上。
有一段话经常被人提到，并以此作为郭嘉才智的明证。当曹操正为自己是否具备与袁绍对抗的能力而委决不下时，郭嘉口若悬河，滔滔汩汩地一连举出十条理由，以证明"公有十胜，绍有十败"。我曾多次对郭嘉这番陈辞犯过疑，我觉得正如孟子、贾谊的雄辩中往往藏着某种大而无当的内容一样，郭嘉的这段分析似乎也搀杂着不少水份，其中重复冗沓之处正亦不少。"度胜"、"谋胜"无甚区别，"德胜"、"仁胜"、"明胜"、"文胜"等，分类亦不甚科学，有凑数之嫌。按此段大话陈寿不载，见裴松之注引的《传子》一书。我的观点是：郭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若去除话中对袁绍的藐视，则其余种种均可见出传统儒士的迂阔诞夸习气，与郭嘉擅长的一针见血风格完全背道而驰。郭嘉并非不具备口若悬河之才，否则曹操也不会作出"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的评价，但郭嘉的发言应该更具针对性才是，应该更为简洁、干练才是，他感兴趣的首先在于可操作性，在于其中智慧的含量，而不是侈言行动的理论依据。我们知道曹操之所以与郭嘉最谈得来（所谓"惟奉孝最能知孤意"），正在于两人有着相近的务实风格，试着感受一下曹操诗文的实在风格，（即使其中颇含哲理）不太可能得到曹操的激赏。
将曹操与他对手的关系看成战国时代秦与六国的格局，也许会有助于我们认清当时的形势。由于其余诸侯大多仅为割据之雄，他们习惯于偏安一隅，并无鲸吞四海之志。他们的用兵行动往往更像一种不够光明磊落的冷拳，只在有利可图之时实施偷袭，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这样，独以"六王毕、四海一"为己任的曹操，便正可效"连横"之法，利用别路军事集团的弱视短见，予以各个击破。事实上曹操曾大打"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王牌，交错使用恐吓和安抚之法（如遣钟繇安抚西北，不断地给暂时无力顾及的人物封官许愿等），以便在中原集中优势兵力，对强敌逐一击溃。这与当年出函谷关的秦军，利用六国间的利害关系最终一统天下的做法，确也不无相似之处。这里，郭嘉对一个个敌手心理状态的准确判断，便常常成了曹操获胜的关键。
这个弱不禁风的青年，有着惊人的胆略。他的作战计划总是最大程度地追求效率，为此不惜将风险系数每次都置于高危点上，他对对手心理的揣摩已经到了神而化之的程度，以致我们难免会想：总不见得郭嘉正好算度到袁绍的爱子会在曹操进攻刘备时生出一屁股的疥疮，导致袁绍方寸大乱，从而放弃了一举击败曹操的绝佳时机？中外战争史上，恕我孤陋寡闻，我的确没有看到这种先例，而郭嘉竟屡试不爽，曹操竟言听计从。
郭嘉的谋略当然也非全然寄托在对对手心理的把握上，但却无一不是寄托在甘冒奇险的胆量上。他说服曹操放弃辎重，突袭乌丸的那一仗，不仅打得极为漂亮，在曹操军旅生涯中也最为凶险。建安十一年夏天，北方多雨，道路难通，曹操在设置了一些撤军假象之后，暗中率领一支轻装精兵，在向导田畴的带领下，"堑山堙谷五百余里，"来到早已废弃的西汉右北平郡治的废墟，经过被乌丸毁坏得破败不堪的辽西大道，突然出现在蹋顿王的背后。乌丸军措手不及，首领蹋顿也被张辽击杀，同年秋天，袁尚终于被彻底消灭。这次行军由于路况极端恶劣，沿途有长达二百里的地段干旱无水，须掘地三十多丈才能见水。当粮食吃光以后，曹军将士又不得不先后杀了几千匹战马充饥，才艰难抵达目的地，并一举救出不少沦陷敌手的汉人。且不去争论这一仗是否属于反侵略的正义之战，仅从兵家权谋的角度看，它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郭嘉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行军，但他年轻的生命正是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征途上，不支倒下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曹操的戎马生涯按郭嘉之死分为前后两部分，也许更能看出一些问题。郭嘉帮助曹操统一了北方：在曹操先后剿灭吕布、袁绍和袁绍余部的战斗中，郭嘉居功至伟。用曹操自己的话说则是："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死后，曹操除在西北面与马腾、韩遂等草寇型军阀的战争中取得一些战绩外，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赤壁之战后，更留下一个天下三分的无奈结局。对此曹操本人亦深有体会，不然他不会选择"毒恨"这个强烈的字眼来概括失去郭嘉的心情，不然他不会在赤壁战败后的退却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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