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过，那是一个整天窝在一个个小岛上的民族，也许刚刚形成民族。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忍受闭塞的环境，开始抬起头来，向外面张望了。
抬起头去看世界显然是件好事情，开发搞活嘛。但那时还在一种强弱对比极明显的社会里，在强国面前，弱国除了沦为属国，几乎没有生存的机会。那么，倭国人第一眼望世界时，他们沮丧地发现，在他们的西方，那一个硕大无比的国家依然健在，而且比他们从前看到的更大、更强。
也许倭国人认为自己卧薪尝胆了这么多年，总该找到个机会了，而那机会似乎也已经到来。
那正是隋末唐初之时，中国大地刚刚经受了战争的洗礼，百废待兴之时，似乎是握国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良机。倭国人后来才明白，这种机会在历史长河中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倭国人盘算了一下自己的实力，发现就算是在这种千年一次的机会时，他们的实力也不足以直接对抗西方那个大国。不过倭国很实际，他们非常聪明地选择了第一块跳板——朝鲜。
也许大家都知道，当时在朝鲜有三个国家——新罗、百济和高句（是读“勾”的音）丽。公元六一八年唐建国之后，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先后与唐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唐建交前，新罗和百济间关系紧张，一直互相攻城略池争夺不休。百济为实现分割新罗的企图，曾与高句丽合谋，联合进攻新罗。而新罗则积极向唐朝靠拢，以期得到保护。为此，新罗王曾上书唐太宗，例数百济和高句丽侵伐新罗的罪行，吁请请唐政府出面制止。
其实朝鲜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的外交决策十分明智，他们选择了依附于西南的那个大国，向他年年呐贡，岁岁称臣。无论那个国家的朝代如何更替，第一个前来朝拜的总是朝鲜。这一点很占便宜的，因为中国人很好面子，无论朝鲜何时有难，无论当时是何人执掌中国，都无一例外地选择支援朝鲜。朝鲜人以自己的谦卑获得了上千年的强力保护伞。
其实唐太宗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将半岛上独立的三国，一直视为唐朝的属国。汉民族对于属国的事情一直是热心的，比如锄强扶弱等等，这在历史上缕见不鲜，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说成大国沙文主义倒也不冤枉。不过那些属国也十分愿意中国出兵的，可不是现在的美国多管闲事那样。朝鲜的文化来源于中国，因此常称中国为母国，因此得到中国的支持也是自然的。
但是，在唐太宗执政初期，因国力尚未充实，遂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暂时无力也不愿对朝鲜三国用兵。所以，李世民以上国君主的身份，对三国间的战争进行调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从中擀旋。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说：“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功笃邻情，即停兵革。”其意思就是要百济的王停止进攻新罗。但对于唐太宗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徉称顺命，实际上并未停止攻侵。
大家都知道，唐朝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上最值得夸耀的一个朝代。那个时代不仅仅有李白、杜甫、贺之章等等文人名士，中国四大美女之中，有一个出于唐朝——杨玉环。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恋爱让许多中国人为之倾慕。“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请问现在的丈夫可有这般对妻子的疼爱？一个美丽得令人眩晕的故事。
有人会问：“唐朝初始时战将如云，军队也很多，为什么不威加四方呢？”这就是唐朝的汉族聪明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文明之所以延续了这么多年的真缔。我们实行的是有限扩张的思路。
中国的历史说明，在各方面实力不济的条件下强行向外扩张，即使能够取得胜利，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守住胜利的果实。并且，汉民族并不崇尚掠夺。在中国人眼里，邻居们的那点子“财富”根本不值一提。
其实在唐朝初始时，中国是有能力出兵的，就如同我们每月可以挣得三千元收入，当然可以拿出两千元去大吃一顿或者买个高级玩具娱乐一样。但是我们不会那样做，不是么？我们不是败家子。
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当时高句丽可是举国一致奋勇反抗的，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不过句丽尝到了跟大国为敌的滋味，在消耗战中，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
不过朝鲜半岛还有另外一个政权。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十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高句丽撤兵。汉族对外的战斗大多是失败的，即使是强盛的朝代。这并不奇怪，以后还多着呢！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立即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乃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是唐朝对东方四国的关系并不了解，倭国与百济关系原本胜于新罗，加之公元六五三年八月百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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