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个很有能力的大官甲，深受皇帝宠信，有次皇帝派他出去执行任务。临走前，他对郑重地对皇帝说，派我执行任务也行，但是别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你千万不要相信。皇帝说，哪能啊，我还不相信你吗，你就放心的去吧。
结果，第一个人来对皇帝说，听说甲叛变了；皇帝说，不可能的事。
第二个人来对皇帝说，听说甲投靠另一个国家了；皇帝犹豫一下，说，不会吧。
第三个人来对皇帝说，听说甲带着军队打过来了；皇帝大怒，来人，杀了甲的全家。
最后验证，这些都是造谣，但是结果可能就是甲不得不叛变了，象当初的台湾施琅一样。
中国社会，历来重视忠君报国，舆论的影响不可畏不严重，甚至象诸葛亮、岳飞这样的大智慧者，也不能免俗。如果当初，刘阿斗听信谗言说诸葛亮要叛变，下令召回诸葛亮，诸葛亮不回来的话，可能三国就是诸葛亮一家的了，哪还有什么孙权和两晋。如果岳飞能讲出：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话，那宋朝也不会迅速灭亡。套句古话，拼了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马。浮名薄利，过眼云烟，为了一个‘忠’字，陷天下百姓于水火，这两个人比秦烩还可恨。不要说，坏蛋怎样怎样的坏，那些好蛋如果真把天下放在心中，是不会在乎生死名利的。
从上面的故事中，我只有一个想法，‘人言可畏’啊。
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不一样，最应该了解你现在处境的人，只能是你自己，绝不会是另外的、其他的人。按照他人的成功经验来照做，更多的可能会失败，因为环境变了。
举个例子，学生要按照老板的研究课题来搜集资料，进行实验，那么，这些工作对于学生本人来说，是否有意义呢？对学生将来的研究也好，工作也罢，是否有促进呢？
所以，要有辨别的认识社会，认识问题。
有人说，听我的没错，那么，试想一下，既然他这么有能力，那么象他这么睿智的人一定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实际上呢，古往今来能算的上是成功
的‘竖子’没有几个。
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就象社会主义改革一样，任何时候人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常说的运气，无非是充分的准备再加上灵光一现的机会。
现代社会，讲成功人士，讲情商，没有强大的个人意志的支持，怎么能实现成功？
达斯汀。霍夫曼的‘舆论杀人’，讲述了记者为了销量、收视率，从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人身上，制造了一个绝对的惨剧。
在整个‘有人历史’中，如果你没有足够强的个人意志，就会受到他人影响，并在影响中失去一切。这里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那些精英大学生，国家社会培养这么多年，自己也好不容易的挣扎了过来，别人说两句，竟然就跳楼了。真是早死早投胎了。
中国历来有句俗话，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学会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去，这也是一种历练。至于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
就另当别论了，手段圆滑的就有当政客的资质，手段强硬的就更善于当屠夫。
有人说，女生在这方面就比男生强多了，她们的个人意志一向很强，我不得不承认。
要学着去判断是非，报纸上写的很多都是废话、假话。
比如，当初“光明日报”对北大校长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历史证明，这家报纸的可信度极差。甚至，更善于制造新闻，而不是评论事实。
再比如，克隆人的研究是否应该进行。我记得当初cctv曾经请何作庥老先生去办个节目。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哪里是讨论，主持人分明收到了政治指令，象对待阶级敌人一样认为何老的观点是错的。我们说，科学的最大特点是经得起推敲。多少国家一谈到军事应用，连平民百姓的死活都不顾，还会顾忌克隆人的利益。所以，05年何老说出，‘煤矿工人的待遇为什么那么差，要怨就怨他们生在中国’，个中意味，不言而寓。
即使是今天，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克隆’就象手枪一样，关键在于你怎样使用。不应再闹出那样的笑话：街上走的人都*之徒，因为他们都有那个器具。
有人说，中国自古以来可以允许个人慈善行为的存在，但从来没有慈善组织的存在。那么，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说，中国允许个人英雄主义，但不允许整个社会的英雄主义，甚至，就是这样的个人英雄也必须是国家塑造的，而不允许通过个人努力去实现。
再比如，当年贺龙还在瓦窑堡（好象是吧，记不住了，暂且当是这里了），
民主人士纷纷前来投靠**，当时，贺龙一时冲动把个民主人士给杀了，
结果，怎么处理，**打出了防止敌人渗透的称号，硬是把这个民主人士
给定位成了反革命。
那么，在这写故事里，我们看到什么，事情的真相是不是真的和舆论所宣传报道的一样。
问题的背后，往往是掩盖的是更大的问题。只有学会辨别是非，才能不受错误舆论的影响，真正的确立自己。
台北市长利用手中职权，为儿子的公司谋取利益被起诉，大陆要是这样的话，该杀的人可就多了。有个同学说，他所在的公司是靠走私起家，用来洗钱的；导致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见了做网络的，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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