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去的路上，猎鹰一直在想着他对马融说的那番话，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他一直思考了很久。作为一名后世的人，一名纵览华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人，他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更清楚这个时代的未来走向趋势。站在五千年文化的高度上，他能更深层次的看待即将到来的乱世以及之后时代发展趋势的内藏的意义。
正如他对马融所说的，黄巾起义，三国鼎立，这其实就是诸子百家在争夺思想统治地位的过程中日积月累所形成的。事实上，在他看来，所有流于表面的争斗其实质均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争斗罢了。即使是到了后世，思想的斗争依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敌视态度，使得后世的世界依然不是什么人间乐土，太平盛世。
而在这个时代，儒道法三家的纷争导致了九十年的战火不息，而在战乱九十年之后，天下一统归于魏晋后，道门昌盛，玄学兴起，作为统治阶级的高门大阀好“清谈”而误国事，虽是国力强大却是无所作为，终使得五胡乱华，异族铁骑南下，侵略中原。遂有南北朝并立，划江而治之果。南北朝期间，国家交替频仍，南朝五国，北朝十六国，攻战不休，其乱尚在即将到来的三国乱世之上！其实质是汉族自身所产生的道儒诸门思想之争的同时，外来异族的思想也插入进来参与争斗的结果。
在那战乱之世，剽勇善战的游牧民族，把他们民族中那种好战、侵略、霸道的文化思想带给了无为的道门，仁义的儒家，使得汉族的有识之士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武力的重要性！你的思想境界再高，你讲仁义，讲道德，可对方却根本就不吃你这一套，挥刀子就砍，在ròu_tǐ上强制消灭你，你即使有再高尚的品格，再崇高的境界又能怎样？所以身在北朝统治下的汉族人，在认识到这一点后，逐渐开始重视武功，重视霸道，重视扩张。没有武力的保证，怎能有思想的存在？而在此期间，佛家西来。佛家的思想在一个“轮回”上，有“因果”之说，让世人忍耐苦难，常抱善心，行善事，以期来生。佛教的这个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清静”有相通之处，同时，对于统治者来说，佛教的这种主张“忍受苦难”的思想极为利于他们的统治，故而佛教的思想很快的就被统治阶级接受，并大加推广，而在自三国乱世以来就一直争斗不休以致元气大伤的儒家与道家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思想各有不足之处，彼此相争不如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新的思想流派，治国观念。而这个思想观念的主体，则是儒家，结合了道家与佛家思想的“新”儒家，这也是后世所说“三教本一家”的原由。自春秋时诸子百家证明以来的思想斗争历经千年终告一段落，隋炀帝以北统南，一统天下后，这个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对外要强硬，要敢于战，勇于战，对内则要推行仁义，又大力提倡佛教，使人民不起反抗之心。而在唐太宗李世民时，这个思想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最高峰，李世民征北征东征西，兵锋所指，四夷宾服，号称“天可汗”！而对内，则宽仁以待，少刑减罚，百姓安居，诸行乐业，称为“贞观之治”，打造出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
但胜极而衰，佛教的思想虽然是百姓对统治阶级剥削的忍耐程度增加了，但却总有个限度，对外征战，彰显武力固然威风，但却是劳民伤财，虚耗国力。人民的忍耐总也有个限度，很显然新儒家在这个尺度上把握的不是很好，所以才有大唐的灭亡，五代十国战乱之世的开始。儒家重新调整他的思想，所以才有了文化灿烂远迈前代的宋。
严格意义上讲，宋代的儒家思想才是后世人所熟知的儒家思想。或许是因为大唐好武而亡的教训，亦或者是宋太祖本身就是通过兵变获得天下的原因，宋代的尚武精神为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中最低的。在剔除了隋唐以来的好武、尚武的精神后，受佛教思想影响甚重的新儒家完全的采取一种“愚民”政策来巩固他们的统治，程朱理学的建立，标志着影响新儒家的成熟的同时，也阉割了中华民族血脉中所流淌的那一丝血性。此后明清诸朝，甚至于在猎鹰的那个时代，这种思想仍然有他的市场存在。虽然后世曾有一位旷世难逢的伟人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发动一场思想上的变革，彻底消除这种消极的思想文化，但可惜的是天意弄人，不能成功。如此可见，一种思想、一种文化的形成也难，而要消除则更难。
但是，在这个时代，虽然是儒道法诸家思想纷争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汉民族的有识之士在探求治国理论上最活跃的时代，此时的思想，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式，不像后世那已经流传千年的封建儒家思想那么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因此，相对于后世来讲，建立一套成熟的先进的完善的思想体系要容易的多。
一直以来，猎鹰想要弄明白自己来到这个时代，做些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呢？自己应该走一条怎样的路呢？是尽快一统三国，结束战乱，重新建立一个帝国？抑或是让后世的科技提前出现在这个时代，依靠科技力量改变生产力的同时改造这个时代？但任何一个伟大的帝国终有其没落的时候。膨胀的科技在带给人舒适便利的同时也毁坏的环境，更制约了人自身的进化，而且，科技力量若不能控制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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