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成都，已经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混乱状态。
尽管政府已经派出大量人员，对各区、县、街道所在地的居民进行疏散，却仍然还有大量平民滞留在自己的居所，冷言旁观着苦口婆心上门劝说的工作人员。
空载的客车，就停在居民楼下。
几个钟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走出家门登上车厢。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劝说者的话。
病毒扩散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最早的时候上海到处都是乙肝，零三年的时候闹过**，年轻人管那病叫“sa”。后来紧接着又是禽流感，就是以前乡下俗称的鸡瘟。然后又是什么口蹄疫、疯牛病、甲型h1n1……报纸和电视上每天都在宣传这些病有多么多么可怕，死亡人数又有多少多少，各单位、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也在高度觉悟，把人民的安危放在位，以扎实的作风、出色的效率、特殊的措施，全力以赴阻击病毒，在一次次攻坚战中充分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广大人民群众也临危不惧，坦然面对，积极参与，共同战斗，击败了一个个可怕的病魔，让社会重新恢复了稳定与和谐……
说穿了，这些东西没什么好怕的。不就是在家里多备点药，每天熬点酸醋熏熏房子，时刻注意个人卫生嘛！没必要弄得大惊小怪，还要抛家离口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躲避……至于吗？再说这防盗门也不结实，来个小偷小摸的怎么办？
在老百姓的思维里，只要不是洪水、地震之类无法抗拒的自然性灾难，他们根本不会抛弃自己的家园远走他乡。不能说他们无知愚昧，也不能说他们目光短浅，当某天你必须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在陌生之地一无所有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内心的惨痛和悲切，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
“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大爷，大娘，求求你们快上车吧！”
“这座城市很快就会被感染。到了那个时候，就真的后悔莫及了————”
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非常尽职。遗憾的是，费尽心机的解释和劝说，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倒引起了听者的莫名猜疑。
“听说了吗？政府早就看中这块地皮了，市长的儿子就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只要变着法子把我们骗走，他们就能进场强行拆除。到时候，赔你多少补偿费还不是政府说了算？就算一分钱不给，你也得认命。”
“你那消息根本就不靠谱。咱们这小区的下面，其实是上古时候周文王的墓。不把我们弄走他们怎么挖掘？别听街道办事处那帮家伙胡说八道，什么病毒传染？明明是国家拨了一个亿的文物挖掘资金，被他们暗地里私分挪用了一大半。现在钱不够，才想要把我们弄走。反正我是打死也不搬。要走也可以，真金白银把钱给够了就行。”
拒绝离开的不仅仅是普通百姓，甚至就连身家亿万的某些阔佬富豪，也加入了这支顽固执拗的拒迁队伍。
成功人士对于金钱的嗅觉非常灵敏。从社会最底层开始艰苦创业，最终登上财富榜的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让自己财富增值的任何机会。
在他们看来，成都市出现的这次混乱，就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赚钱时机。
以躲避灾害的名义，把某一块区域的居民强行转移到新的聚居地，从而合法合理的把原有地皮全部充公。这种事情在共和国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闻。经过重新规划后的地块，可能用于开商住，也可能用作修建工厂，还可能变成某位大人物亲戚子侄的囊中之物……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幻之后，当地官员和下手最快的开者，都能把腰包装的鼓鼓囊囊。
谁也不知道政府会对成都做出什么样的安排。全城居民集体疏散也肯定和灾害沾不上边。地震局那帮家伙只会拿钱不会做事，现在不是汛期，不可能有什么洪水泥石流。至于病毒……呵呵！这种借口，只能欺哄一下不识字的文盲。
正是基于这种以现实为依据的奇怪想法，成都市内居民疏散率只达到百分之五十。部分中、下级官员甚至对军区下的命令半信半疑。在观望的心理促使下，他们也选择了拒绝离开。却不知，自己的动作也让平民们越坚定了内心的猜测。这种游离在秩序之外，完全以个人观念为主的举动，使得死亡的大镰刀，距离茫然不知的人们头顶越来越近……
接到人员疏散进度最新报表的时候，谢治平中将正在一干参谋人员的簇拥下，观看着通过区域监控系统从前线回的战斗实况。
将军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按照规定，将级军官每年都能领到由后勤部配的军装，他一共只领过两套。洗得已经白的将军服总是烫得笔挺，这种俭朴的作风，使他得到了所有下属自内心的尊敬。
不仅仅是衣着，将军平常的饮食，也多以清淡廉价的蔬菜为主。即便是在工作聚餐的时候，他也会带上一瓶老妻腌制的泡菜，外加三两米饭便已足够。
“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与其把钱浪费在华而不实的吃穿上，不如省下来搞搞建设。”
这是他说得最多的话。
与严肃的集团军司令孟宗祥相比，脸上随时挂着微笑的谢治平，显得更加随和可亲。他尽心尽职地完成自己身为副手的每一项工作。即便偶尔意见相左，他也会全力维护孟宗祥的孟宗祥。用他的话来说：“一支军队，只能有一个统帅。即便不赞同，也必须服从司令官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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