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官吏、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戍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告缗”。
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田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这些法令对那些拥有巨资的大工商业主是很不利的，因此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但在桑弘羊的坚持下，终于推行下去了。尤其是告缗令的推行，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了，没收了上亿的财产和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有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不少中等以上的商贾因此倾家荡产。而政府的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国库也充实起来。
二是统一铸钱。汉初，政府对铸钱采取放任政策。当时政府铸造的钱币与实行重量悬殊很大，如刘邦时的荚钱(即五分钱)，吕后的八铢钱，文帝、景帝时的四铢钱，币面都是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实际重量却往往不足。钱币铸造不统一，铜钱大小、轻重又不一致，所以币制非常混乱，这给私人铸造劣钱造成了可乘之机。币制不统一，劣钱大量出现，势必会造成市场混乱，社会不安，特别是铸币权掌握在贵族富豪手里，他们可以依仗经济势力与中央对抗。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了整顿币制的措施。一方面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各郡国私自铸钱；另一方面又统一货币，下令郡国销毁旧钱，把铜输送中央，另造新的五铢钱，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供应，新币是由上林三官管理铸造的，所以又称“上林钱”或“三官钱”。当时三官钱通行全国，是惟一合法的钱币。
三是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垦。这是桑弘羊为解决对匈奴连年用兵、粮食不足的困难，以及安置流民，巩固汉朝边防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假民公田”即政府将内地官田租给农民耕种，向农民征收假税(即田租)。“移民屯垦”即征发戍田兵士，进行军事屯田。这一措施使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大批的流民得到安置，缓和了因土地兼并引起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使内地许多土地得到垦殖，西北边郡也得到初步开发。
桑弘羊在理财方面表现出的出色才能，使汉武帝极为欣赏。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被提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挑起了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重担。这一年，桑弘羊四十四岁。天汉元年(前100)，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他从代理大农令到大司农，共十三年的时间，这个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桑弘羊在财政工作中最有成效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参与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财政政策。
一是盐铁官营。关于盐的官营，实际上采用的是“民煮归官”的办法。盐户由政府招募，煮盐的费用由盐户自己承担，政府只供给他们生活费用和煮盐的铁锅，煮成的盐由盐官负责统购统销。关于铁的官营，是在产铁的郡设置铁官进行生产，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负责销售。盐铁官营以后，生产规模扩大了，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桑弘羊自己更认为官营盐铁不仅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还有杜绝豪强兼并，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国家统一的作用。后来他之所以遭到大工商业主和贵族官僚地主的激烈反对，其原因即在于此。
二是均输平准。均输是西汉政府通过赋税的形式，对于从民间征用的各类物资实行调剂的一种手段，即各郡国应上交中央的贡物，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价格低廉的土产品，交与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往缺乏这些产品的地区高价出售。这样既可免除各郡国输送贡物入京师的困难，又能随时调剂中央所需要的物品。同时封建官府不费一文即可得到土特产品，在辗转贸易中获得巨大利润。平准是为了统制商品的交换和买卖，平衡商品价格，在京师长安设立的一个机构，即大农诸官以各地输进的物资和工官所制造的各种产品为资本，当京师某种商品涨价时，即贱价抛售；反之，如果某种商品跌价时，即大量收买。它的任务是稳定京师市场物价，打击工商业主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活动。桑弘羊创立的均输平准，对于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以缓解财政困难，成效是很显著的。因此，武帝赐桑弘羊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以示鼓励。
三是酒类专卖。天汉三年(前98)，实行酒榷法。即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以谷物，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的格式，具体生产由私营作坊分散独立经营，酿成的酒归官府所有，私人不得出售。这样，官府虽不垄断生产，但却控制全部产品，实行专卖。酒类专卖后的赢利是相当可观的，它与当时的盐铁、均输并称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三业”。这三业的实行，为扭转武帝时的财政危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轮召诏令露祸端
天汉四年(前97)，桑弘羊被贬为搜粟都尉。在这之前，桑弘羊有一个子弟犯法，被执金吾(负责京师的治安)杜周逮捕。按照法律，子弟犯法，父兄要连坐。所以桑弘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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