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这一切都源自周武王分封诸侯，以《周礼》治天下的八百余年的传承。
《周礼》的治国理念是“以人法天”，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而《周礼》的核心就是“礼乐制度”，就是所谓的“尊尊、亲亲”，“尊尊、亲亲”的核心就是宗法制、世袭制，就是维护等级制度。
“以人法天”是什么意思？仿效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什么？一切按照规矩来，不要违背天道。百姓要做顺民，百官要做顺臣，父母要慈爱，子女要孝顺，各阶层之间要讲究尊卑，要维持等级。奴隶主可以宰杀奴隶，但奴隶不要造奴隶主的反。
从春秋到战国，从三家分晋到田氏代齐，从管仲变革到商鞅变法，宗法制、世袭制逐渐没落，礼乐制度崩溃，代之而起的是霸王道，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天下第一，谁天下第一谁就是天地法则。我就是要灭你，你能奈我何？
诸侯国争霸兼并，彼此是竞争关系，那么君臣之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代的君臣就是雇佣关系，君可以炒臣的“鱿鱼”，臣也可以炒君的“鱿鱼”。今天君臣合作愉快，大家你好我好，明天反目成仇，一拍两散。伍子胥可以灭自己的故国，鞭尸自己的旧君，可以说把“礼乐制度”践踏得一干二净。这个时代类似于当今的商场，公司之间互相竞争，而公司的职员都是雇佣而来，大家争的都是利。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此社会，哪来的“礼乐”和“和平”？
礼乐制度崩溃，造成的恶果就是中土分裂，造成了春秋战国六百余年的战乱。中土人就在思考，为什么“礼乐制度”会崩溃？为什么尊尊亲亲会失败？为什么当年的“乐土”变成了今日的炼狱？
于是百家争鸣，诸子大贤纷纷著书立说，试图寻找一条“救世”之道，而师从《周礼》，重建“礼乐制度”，就成为“救世”的主流思想。原因很简单，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年的“乐土”是他们唯一的“经验”，唯一的“救世”之道。
当中土再一次面临统一的契机，但中土六百余年的战乱即将结束的时候，如何维持统一，如何维持和平，自然就成为所有人必须思考的问题，而理所当然的，“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既然不能创新，既然不知道创新的东西能否维持统一和和平，那当然就“师古”，就选择曾经成功的经验。
“师古”和“从今”的思想碰撞太激烈，其中牵扯的利益太大，“师古”也罢，“从今”也罢，在利益面前，社会各阶层都要殊死搏斗。
这是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秦王政避免不了，王翦也避免不了，诸子学说的代表人物同样避免不了。
唯独宝鼎不一样。宝鼎的传承是什么？三纲五常。三纲就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具体化就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即便经过了近代百余年的“**”，这种深入中土文明血液的传承依旧存在，存在于中土人的灵魂深处，即便你不承认也不行，它就是存在你的身心之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任何时刻，你一抬头，一思考，它就活生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说汉武帝伟大，但更伟大的是董仲舒，这位空前绝后的儒学大师造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然后在此理论上造出了“三纲五常”。某个时代的中土人把孔圣人打入了地狱，其实这是一大冤屈，孔圣人的儒学和传承中土两千余年的儒学是一回事吗？该打入地狱的是董仲舒，而不是孔圣人。天上的孔圣人因此泪流满面。
宝鼎和这个时代的人，不，应该是和这个时代的贵族，和这个时代的诸子大贤们，其传承完全不一样，宝鼎无法从思想根源上理解他们，所以双方的所思所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宝鼎坚持中央集权，但要以封国制做为帝国高度中央集权制的过渡，而这个时代的贵族们想到的不是过渡，而是永远的分封，彻底的分封，这不仅仅关系到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还关系到中土的统一，中土的长治久安，更关系到能否实现他们心中的乐土。
从王翦对军权的争夺可以揣测到他对功勋的渴望，从他对功勋的渴望可以揣测到他对分封的强烈追求，由此可以推测到他们这些贵族对国策变革的实际态度和真实想法。假如王翦率庞大军队进入燕国，辅以宝鼎的国策变革制度，王翦是不是有可能挟武力而封国？
宝鼎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对军权的控制。军队必须控制在我老嬴家的手里，否则国策一旦开始变革，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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