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大战还没有完成，兵役的征发量是个恐怖的数字，大秦还要倾尽举国之力进行战争，这时候不要说适龄男子要参军参战，就是年龄不够或者超出的男子也要参加，不能打仗的可以运输粮草辎重，可以修筑城垣要隘，谁也逃脱不了兵役的征发。(手打小说)
这时候兵役制度已经形同虚设了，咸阳竟然还要改革兵制，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即使要改也要等到统一大战结束之后再改，但咸阳为什么如此急不可耐？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封国制的实施。封国在边陲，边陲要镇戍军，镇戍军多少直接决定了封国的实力，而镇戍军建设由兵制所决定，所以兵制不但要改革，而且现在就要改革，以未雨绸缪，扼制封国实力的膨胀，确保中原对封国的控制。
牵一发而动全身，国策变革就是这样，尤其是基础国策的变革更是如此。
这个时代中土各诸侯国实行的都是征兵制，全民皆兵，凡适龄男子都要服兵役。自变法以来，郡县制逐渐在各国推广，于是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也就是郡县征兵制。服兵役的年龄一般在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变法的另一个核心就是中央集权，君主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必然要增加自己的直属武力，于是由此就诞生了中央卫戍军。卫戍军是常备军，将士们是职业军人，由此就建立了常备兵制度。
变法之前，中土各级贵族都有宗族成员及其私属人员所组成的军队。打仗的时候，诸侯国君主和士卿贵族们的军队是主力，与征发的国人、庶民和奴隶一起作战。变法后，这一制度改了，以中央卫戍军和征发的郡县兵为主力，士卿贵族们的私属军队渐渐沦为贵族们的护卫军队，不再是战场上的主力，由此他们的实力下降，权势和财富减少，对君主和中央的威胁也被降到了最低程度。
现在大秦重建分封，重建封国，虽然封君和封国的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但假如没有完善的制度维持和巩固这种“制约”，没有一套坚硬的“枷锁”绑缚这些封君和封国，中央必定会渐渐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而绑缚他们的枷锁就是“军、政、财”三大权力，其中军权是重中之重。
封国在边陲，起到了“藩卫”中央的作用，但边陲的镇戍军数量庞大，中央在财赋上又要全力支持镇戍军，如果封君控制了镇戍军，那就等于中央拿钱增加封国的实力。自己给自己培养对手，中央岂肯做这种事情？
矛盾就在这里。封君和封国的作用就是藩卫中央，当然需要一定的实力，而中央若要控制封君和封国，就必须扼制封君和封国实力的膨胀。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央和封国的矛盾很快就会爆发，而爆发的后果太可怕了，不仅仅边疆镇戍要出问题，国内更会陷入战乱。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最终要靠中央对镇戍军的直接控制，中央要牢牢掌控军权，于是兵制改革自然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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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国防策略。
在国防策略上，是守外虚内还是守内虚外？是重兵镇戍边疆，还是重兵屯驻京畿？是采用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策略，还是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极防御策略？
国策策略的选择，直接主导了兵制改革的方向。
如果是守内虚外，采用固守要隘的消极防御策略，那边疆镇戍主要由边郡和封国承担，平时可以征发兵役戍边，如遇外寇入侵，则加大征发兵役的力度，征发范围可以扩大到邻近郡县，而主要作战任务则由中央军承担。
此策的好处显而易见，因为边疆镇戍军武力有限，中央可以有效扼制封君和封国实力的膨胀，而大秦的主力中央军因为直接受控于中央，中央牢牢掌控了军权，导致中央可以凭借武力牢牢控制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对于普通国人来说，尤其对中土腹地的郡县来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兵役的征发，这既有助于国人的安居乐业，也有助于王国经济的发展。
如果是守外虚内，采用以攻代守的积极防御策略呢？很显然，边疆镇戍军是大秦的绝对主力，封君和封国的实力必然因此而膨胀，更严重的是，因为频繁的对外战争，王国的财赋会被大量消耗，国人的兵役会被无度征发，最终不但损害了国力，也损害了中央集权，损害了王国的长治久安。
从两种国防策略的利弊上可以看到，中枢明显倾向于守内虚外，也就是消极防御的国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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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选择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就涉及到一个中央军的建设问题。
中央军在内，边疆战事爆发，需要马上赶赴边疆作战，这个赶路时间的长短可能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所以中央军必须是常备军，必须时刻处在战备状态。如此一来，常备军的数量就要扩大，职业军人就要增加。养军队需要钱，养一支十万或者二十万的常备军需要多少钱？这个耗费太大，中央财政目前无法承担。
中央军建设实行常备军制度，就牵涉到了兵役制度。常备军将士既然是职业军人，那郡县征兵制就不合适了，就要改为募兵制，征募壮勇为职业军人。两种兵役制度并存，那么中土腹地郡县的国人所承担的兵役就大为减少。
既然国人承担的兵役减少，那么国人就因此获利，既然国人因此获利，那么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把获利部分上缴王国，做为王国养护军队的支出？
由此就牵扯到赋税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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