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总会回忆过去，昭襄王也不例外，而到燕国做“质子”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所以当“质子”异人在秦赵大战之际逃回咸阳，便在第一时间进入了昭襄王的法眼。异人的母亲是韩国公主，与楚系没有密切的联系，将来异人继承王统，显然会重用以韩系为主的关东人，这样一来就避免了楚系的东山再起。
华阳夫人和熊氏的崛起之策终于成功了。异人虽然得到了昭襄王的青睐，但其根基太弱，若想顺利继承大统，必须绝对效忠于华阳夫人，为此他甚至改名为“子楚”，穿楚服，说楚言，以讨华阳夫人的欢心。
子楚继位，lùn_gōng行赏，楚系熊氏当然是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牢牢把持朝政，而把子楚从赵国“偷回来”的吕不韦当然也是头号功臣，出任大秦丞相，位极人臣。
吕不韦就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仔细看看寒门贵族，从吴起、商鞅、苏秦、范睢到吕不韦，等等，无lùn_gōng绩如何，结果如何，都逃脱不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他们始终是豪门贵族争夺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始终不能控制和主宰王国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时代特色，在这个时代，控制和主宰王国命运的始终贵族，这个贵族主要是指豪门贵族，尤其是那些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世家贵族。寒门大贤能够出人头地，首先就要攀附豪门贵族，没有这些豪门贵族的支持，哪有资格觐见大王，向大王呈述治国之道？就算大王破格录用，还需要豪门贵族的支持才能一展抱负，没有他们的支持，政令根本出不了府门，所以寒门贵族始终依赖于豪门贵族而生存，哪一天他们被豪门贵族所抛弃，也就从天堂到地狱了。
吕不韦始终是大秦豪门贵族手里的一条鱼，这条鱼想挣脱，想获得自由，于是他殚精竭虑，在秦王政主政前韬光养晦，把韩系力量和关东力量逐渐融合到一起，并赢得了部分宗室和老秦人的支持。
他本想在秦王政亲政后给楚系以打击，也想效仿昭襄王的“固干削枝”驱赶熊氏外戚，继而夺回朝政的控制权，但他棋差一着，反而落入了熊氏的陷阱。
征伐赵国的本意是想赢得功勋，让本系人马获得更多的权力，但哪料熊氏果断出手，结果蒙骜大败战死疆场，长安君更是“举兵叛乱”最终不得不逃奔赵国，韩系力量灰飞烟灭，关东力量遭遇重创，吕不韦多年的努力一夜间化作乌有。
一个天才的商贾和一个世代传承的豪门贵族，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看看历史上的吴起、商鞅、苏秦、甘茂、范睢等等，哪一个不是一代人杰？但“鱼肉”就是“鱼肉”，当“刀俎”一旦从天而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这个时代的主宰者始终是豪门贵族，直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鱼肉”随着滔滔河流奔腾而出，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才把这些“刀俎”，这些命运的主宰者，彻底抹杀。
但熊氏的反击远远不止于此，接踵而至的嫪毐（lao/au）之乱把秦王政打得“鲜血淋漓”，吕不韦及其所属势力更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逐客令》更是差点把所有的关东人扫出关西。
熊氏外戚的威力之大，在此两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熊氏外戚击败了对手，彻底控制朝政后，开始了征伐，建功立业。熊氏若想让楚系“枝繁叶茂”，就必须利用战争让本系人马获得功勋，继而源源不断进入朝堂和军队，但转折点在此出现。
熊氏外戚东山再起的速度非常快，谁知衰落的速度更快，其转折点不是因为武烈侯公子宝鼎的出现，而是在河北战场上的失败。桓齮被李牧打败，这是熊氏外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紧接着老秦人乘机引爆盐铁大案，关东人更是把宗室、老秦人和巴蜀人拉到一起结成了暂时的同盟，熊氏外戚不得不妥协退让。
武烈侯公子宝鼎是这场博弈中的一颗关键棋子，但华阳太后非常厉害，就在秦王政认为这颗棋子的使命基本完成的时候，华阳太后却把这颗棋子放到了自己的棋盘上，于是局势再度发生变化。公子宝鼎从棋子迅速蜕变为对弈者，而熊氏外戚却变成了棋子。
历史重演。今日的公子扶苏等同于当年的公子成蛟，今日的熊氏外戚等同于当年的韩系力量，今日的中原战场等同于当年的河北战场，今日的博弈双方由秦王政和熊氏外戚转变为秦王政和武烈侯公子宝鼎，而博弈的目标没有变化，依旧是大秦朝政的控制权，大秦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权。
如果历史重演，公子扶苏在东南战场上按兵不动，那么蒙武在中原战场上极有可能打败仗。这一仗打败了，责任要归咎于公子扶苏，最终将演变为父子相残，而陪葬者就是熊氏外戚。
杀人者必被人所杀，因果循环，熊氏外戚可谓报应，而秦王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隐忍多年，今日总算找到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又岂肯错过？熊氏外戚诛杀其政治对手，秦王政可以忍受，但熊氏外戚设计陷害他的母亲，侮辱和践踏他母子两人，陷他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地，却是忍无可忍。
如果没有深仇大恨，秦王政在华阳太后死后，为何要严厉打击熊氏？为何非要置熊氏于死地？以熊氏在大秦的实力，即便离开中枢，也足以影响朝政，耐心蛰伏一段时间完全可以找到机会卷土重来，再说统一大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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