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市米则资盗。见前面袁崇焕“卖米”事件的分析，而且在崇祯下令只允许计口量换米粮后，没有任何袁崇焕违背该旨意多卖粮食给蒙古的记载。
3、以谋款则斩帅。皇太极与袁崇焕议和过程中互相来往的十余封书信，全都收录在《满文老档》中，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过“斩帅”一个字。“以谋款则斩帅”这个罪名，是典型的莫须有。明廷曾经掌握的唯一“证据”，就是曾有七人被抓入锦衣卫，阉党称其为袁崇焕与皇太极私议和款的联络人。但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是，这七人被抓入锦衣卫大牢后的第二天就全部失踪，因此钱家修在《白冤疏》中说：“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
4、纵敌长驱，顿兵不战。皇太极入口是从刘策的辖区攻入，此后进入了华北平原的满蒙联军，以袁崇焕手头的实力，是根本难以拦截住的，之后的清兵四入中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而至于顿兵不战，无论是三天的蓟州防卫战，还是十余天的北京保卫战，袁崇焕以手中的军力，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依城倚炮坚守，如果妄自出击，只可能象之后满桂的永定门之战一样全军覆没。崇祯手握十几万京营却将其全部留在北京城内保护自己，同时又要求城外不到二万的勤王军主动出击赶走敌人，这其实就是在把勤王军往死路上逼，永定门之战的结果为崇祯的愚蠢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5、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左派大佬一直以于谦防卫北京时定下的规矩，来断定崇祯不让辽东军入城是“符合祖制”。但是这个祖制却是个双重标准——满桂的大同援军被崇祯请入城好好的修整了一番。其实此条恰好说明，袁崇焕刚到北京城下时，崇祯就已经听信传闻，认为袁崇焕怀着不臣之心了。喇嘛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历年议和的使者。在勤王军大都未能赶到时，用谈和的手段来拖延时间，当然是最稳妥的方法。
另外，崇祯殚精竭虑凑来的辽饷和最后的主力都损失掉了，其实“中兴之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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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饷是万历朝开始增收的一项额外税收。最初是以辽东战事为名义征收，但是这笔钱实际收入国库后，并未全部用于辽事。直到崇祯十年以前，全国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都是从这里出的。袁崇焕上任督师蓟辽时，云南安奢之乱的消耗就是一个大头，这个西南地区的叛乱从万历末年开始，直到崇祯二年八月才平复。此外，西北的民乱也已经初见端倪，而这些钱，统统是从辽饷里出的。辽饷和辽东军饷的区别，是明末历史的一个常识，这点我也已经再三对左派大佬指出。但是与其它篡改历史的伎俩一样，如此便于混淆视听的说法，左派大佬即使明知错误也始终不肯放弃。而明知故犯的恶意抹黑英雄，其性质比无意的误解要恶劣十倍百倍。
2、明朝最后的主力是洪承畴在崇祯十四年松锦会战中葬送的十三大军，此时袁崇焕身死已经十一年。
再有，明朝灭亡于一场天灾，即小冰河期，自1580年起长达七十余年，这是全球性的灾害，是因为太阳黑子突然消失了70多年，整个北方气候寒冷，是人类一万年以来最冷的，它造成的是北方长期干旱，灾害不断，游牧民族、渔猎部族入寇频繁，军镇屯田收入锐减增加朝廷负担，而明朝的税赋又集中于农业，减少比较大，又因边患和北方九大军镇的消耗也很大，最终亡于瘟疫和财政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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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天灾，对于明朝是灾难，对于满清就是机遇，左派大佬解释问题的双重标准还真是有意思的很。实际上，对于国土辽阔，江南鱼米丰登的明朝来说，所谓的小冰河期对他的损害肯定轻于他的对手。明朝的灭亡不该怨天，只应该尤人。该责怪的也不应当是袁崇焕这个孤胆柱石，而应当是明末执政体制的积重难返和末世三皇帝的一错再错。
另外，袁大人消耗的“宁锦防线”上的太多的资源，不仅导致了蓟镇无法加强而被后金突破，还导致了其他几个北方军镇的军饷、粮饷无法如数派发，灾民不能得到及时的赈济，这导致了诸如李自成这样流民和溃兵相结合的起义，最终导致了北京在遭受瘟疫以后被流寇轻易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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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财政已经陷于崩溃。辽东士兵所费，不过是该得的薪资而已。宁锦防线的额外开支，也远远小于合理范围。因此袁崇焕督师蓟辽一年，“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如果要加强蓟镇，单单修补一千多里的长城就需要耗费崇祯朝一百年的财政收入都不够。而给全国所有的士兵按时足额发饷，同样也是皇帝和百官不吃不喝都满足不了的一笔庞大数字。在这种总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资源应该优先配给哪里？当然是全国最危险的地方：辽东，当然是全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辽军。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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