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宋还远没有到取消农业税的地步，但是毫无疑问最近三年来大宋没有出现过地方农民暴动，这其中农业税率不断降低居功甚伟。大宋此时的农业税收税率已经到了自大宋开国以来税率最低的水平，这使得天下以农田为生的百姓多少松缓了许多。尽管此时的农业税率依然要比唐朝的还要略微高了一些，但是由于大宋的农业耕作技术比唐朝高了可不是一点半点，最好的优质良田亩产量几乎能够达到唐朝的两倍，而大宋自从推广双季稻十几年间，亩产水平更是有了突破性的增长，这反而让大宋的农民比唐朝的同行要更加宽松一些。
不过随着大宋的农业税一路下降，大宋的地主却更加偏向于向工商业方面投资。大宋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已经推行了快五年，其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不过在个人所得税中，农业个人所得税征缴的比例极高，使得大宋的大地主对土地兼并几乎失去了兴趣。再加上大宋可以轻易在南洋获得大量的粮食，要不是出于稳定大宋粮价免得大宋的农民破产，粮价可以降得更低。不过即便大宋朝廷有对本国农业保护政策，但是显然平稳的粮价使地主无法在农田上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也就迫使大宋的资本更加偏重于工商业。
虽然大宋地主们对土地兼并的热情在下降，这看起来让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过想想大宋朝廷可以通过税法和不断的提供新的可耕种土地来调节，这也就不显得奇怪了。依靠土地获得的利润如果到达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界限，那高达四成的个人所得税几乎会让每一个地主感到胆战心惊。尽管受到这个时代的某些局限，还无法对地主的收入作出准确的评估，但是这么高的税率已经在给地主们敲响警钟了。况且依照土地拥有量超过三百亩就必须缴纳农业所得税的硬性规定，即便能够逃税也足以抑制住地主对土地兼并的热情。
当然也不是没有过一些奸商趁着某地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囤积粮食发财，不过大宋的各地仓储非常充实，基本上有这样想法的奸商都以惨败而告终。朝廷粮食仓储充足，通过发达的交通运输可以迅速的从异地调集粮食以保证当地的粮食稳定供应。大宋朝廷在加大了开发南洋和南方的力度后，大宋的粮食供应只会越来越充裕，朝廷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农田在手中，加上数十万奴隶在手可以形成众多“国营农场”，这些“国营农场”的存在就是为了平衡国内的粮食价格和供应量。
“国营农场”的概念和作用也是王静辉在参考了后世中国在新疆和东北所建的大型国营农场提出来的，这样一来便会使得不法奸商无法在粮食上来发国难财，并且也为大宋的粮食安全构建了一道防线，也变相的更好的控制国内土地兼并。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加大粮食供应量来使得地主在土地上的收益降低到难以忍受的地步，硬性的迫使他们将资产从土地上转移到工商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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