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安华高举‘新马来人’的旗帜，气贯长虹”华人社会亦不甘寂寞，先是由马华公会会长林良实提出“塑造最优秀的华裔”，然后有雪兰莪吉隆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颜清文附之以“塑造新华人”
“新华人”概念亦呼之而出。
三、“我们都是一家人”与“gong xi raya”
20世纪90年代，在国阵政府“小开明”政策和“2020宏愿”的感召下，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一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紧张局面，变得似乎很融洽，这期间，一度被hir确定为接班人的副首相an(安华)的表现异乎寻常地突出，他以毛笔书写的华文字幅“我们都是一家人”，经媒体大肆渲染，成了当时华巫两族和睦关系的象征。anwar还提倡伊斯兰与儒家的文明对话，在一些研究会开幕式上用华语引用《论语》、《孟子》等中华文化经典，并对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推崇备至。首相hir也肯定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的贡献，亲笔题写“忍”字，并饶有兴致地观看华人的舞狮表演，其他官员则仿而效之，学毛笔书写华文。所有这一切，确是前所未有的。碰巧的是，1995年至1997年，穆斯林新年与华人新年也罕见地遇到了一起，共同的喜庆气氛，成就了“gongxi raya”这个华巫混合词，即这是华文的“恭喜发财”与马来文的hari raya(开斋节，也带有祝贺节日的意思)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这个新造的词，生动地表现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征，也可以看成是20世纪90年代大马文化宽容主义的杰作。巫统政府为了建立和谐的族群关系，鼓励文明对话活动，在1995年3月召开的第一个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以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为主题的。
1997年，马来亚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文明对话中心”(tional dialogue)。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控制的大众媒体中，华语节目也获得了更多的展现机会。在相对和谐的气氛中，政府还取消了长期针对华人舞狮的禁令。事情的缘起是，1979年，内政部长曾表示，华人舞狮没有本地色彩，若是改成舞虎，就有可能被接纳入国家文化。巫统政府的这一态度，不仅引起了华人的愤慨，更刺激了原本已处于衰落之势的华人舞狮活动的发展。对此，董总负责人之一的胡万铎曾讲道：“舞狮本来已开始在本国‘衰退’。但当时的内政部长丹斯里加沙里却批评舞狮不合国情，认为应改为舞虎，这句话引起华社哗然，并引为民族耻辱，激发起抗拒及自我振作之心。”结果，根据马来西亚龙狮总会的报告，仅在1990年当年，马来西亚就有多达3000个舞狮组织。据说一位舞狮团负责人还曾讲道，华人舞狮会被纳入国家文化，因为，他们舞的是狮而不是龙，龙才是中国的象征。这番话表明了，马来西亚华人可以接受政治上的去中国化，但却不会接受文化上的去华人化，以及针对政府的文化霸权主义政策既抗拒而又妥协的复杂心态。
四、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1985年和1986年，马来西亚经历了独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1985年经济出现-1的增长率），公共和私人投资的减少，迫使巫统支配的国阵政府为恢复经济增长，不得不调整实施了长达十几年的“新经济政策”，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开经济，鼓励外国资本和当地非马来人资本的投入，以弥补政府因财政窘迫而大幅度减少的支出。与此同时，随着1990年原定新经济政策最终期限的来临，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方面逐步恢复与非马来族群协商的做法。于是，在1988年12月，成立了一个来自各族群的、有150名成员组成的庞大机构，这就是“国家经济咨询董事会”(t)。这个咨询机构，后来在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马华公会也正是利用这一机构，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战略构想，其所提出来的蓝图强调，新的国家发展政策的制定，最首要的是要建立在各族群“一致意见”的基础之上。
五、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在“小开明”的政策氛围下，早已涉足国内政坛的华人民间社团也在开始思考新的对策，于是出现了“施压”和“协商”两派的重大分歧，结果，受执政党马华公会支持的协商派在大气候下获得了华团的多数认同。这时国内族群政治的大气候是，一直以来在巫统支配下的国家政府内，由独立后一个时期内马来人与华人等非马来人的族群协商，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协商之路的基本被关闭，再到国家发展政策时期协商机制的重新被开启。在这种背景下，国阵政府对华团释放的最大善意就是在1991年10月17日，社团注册官终于签发了申请达10年之久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的注册准证。这个组织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华人民间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总会长一职则标志着华裔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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