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他这个想法是否切实际，这都不是目前要操心的事情，目前能够让眼前的这些受培训人员将识字率提高到两百以上便已经是个奇迹了，李文革估计这个进程至少需要一年，在这期间他所有的军情传递还必须依赖于口口相传的固有模式。
修缮芦子关花费了十多天时间，李文革知道自己的时间很紧张，党项人不可能眼看着他将城关修成铜墙铁壁，因此半扇被毁掉的城关几乎是用一堆大致整齐的石块堆砌起来的，最后用泥土和水封好之后，表面上暂时还算过得去，不过这种关墙是万万抵不住攻城槌之类的重武器打击的，哪怕是吨位稍高一点抛车都能对其造成严重威胁。
李文革猜测，党项人游牧惯了，习惯骑兵野外作战，基本上没打过什么攻城战，这些重武器即便有也大概从来没有使用过。不过为了防备万一，他还是在修缮城关时做了些预防措施。
土石结构的关墙上被挖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孔洞，这些孔洞有的平直有的自上向下自内向外倾斜，分为喇叭形孔和直孔两种，直孔内侧平时是用石块封死，其粗细宽度内外基本相同，是为了向外投掷石块火球威慑摧毁敌军抵近城关部队的攻击所用，而喇叭孔则内窄外宽，主要适用于军官观测城外敌军动向所用。
李文革虽然也保留了城墙垛口，但是他并不准备让自己的士兵从这些垛口向下俯视攻击敌军，对于骑射功夫一流的党项人而言，将头部或者身体伸出垛口的守军是很好的靶子，李文革的兵力有限，他不想让自己的守卫力量在这种远距攻击中被消耗掉。
对于习惯传统守城战的沈宸而言，李文革的很多防御布置都颇为怪异。
比如说李文革将关墙上的地面挖出了一横十二纵的沟壑，深约多半个人的身长，宽度大约能够并排站开三名士兵，这些沟壑的边缘一律被挖成了斜坡状。站在沟壑中的士兵站起身的话，其胸部恰好与关墙垛口的位置齐平。
在这些沟壑挖好之后，李文革的针对性刺杀训练令沈宸逐渐看出了些门道。
一个队的士兵以伍为单位部署在每一个垛口后面的沟壑里，其中伍长担任指挥，剩余的士兵两人一组被分为甲乙两组，当伍长发出“隐蔽”口令时，所有士兵均抱膝坐在沟壑里，当伍长发出“预备”口令时，甲组士兵立即跃起冲上斜坡，而乙组士兵则起身沿着纵向沟壑来到相对应的垛口前，两组士兵均双手持枪做出待刺姿式。直到伍长喊出“甲组，杀——”或“乙组，杀——”的口令之后便一正一斜地刺出手中木枪。
同组士兵手中的木枪所刺方向不同，其中一名士兵刺击的是正面，而另外一个士兵刺击的却是左下角部位，而且刺击方向倾斜。
这几个口令相当简单，但是练习起来却并不容易，对伍长的心态和判断力以及士兵的反应力和辨别力是个极大的考验。
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训练士兵的反应速度，因此倒还费得力气不大，只训练了短短五天，四个队的士兵便已经基本上能够做到在听到命令后迅即反应，从伍长发令到士兵进入战斗位置不超过喘一口气的功夫。
但是用草人进入实战阶段之后，问题就来了。
首先是口令问题，因为各伍口令基本相同，而相聚距离又过近，因此最后的刺杀命令往往相互混淆，经常是某伍的伍长喊出一声命令后几乎全队的士兵一起刺出手中的木枪，而草人出现在城头的几率却是随机的，因此一次刺杀总有大部分士兵刺空。
这其实并不是伍长们的过错，而是设计口令之人的失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李文革对此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往复地进行这种训练。
于是伍长们开始自己想办法变通，他们要求士兵们不要理会最后的刺杀口令，而是专心地盯着城头，直到草人出现再刺出长枪。
这样一来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有一些紧张的士兵往往在草人刚刚露出一个头便急急忙忙刺出了木枪，结果当然是全部便刺空。另外，由于没有口令的指挥，两名士兵无法协调动作，往往是一个士兵已经刺出，而另一个士兵还在呆呆站立。
在一次又一次枯燥的重复训练中，伍长们终于逐渐理出了一个头绪，最终经过总结归纳，所有的什长伍长级军官统一了标准和规制，要求士兵们一律在草人的腰部露出城头的那一刹那刺出长枪。同时规定，负责正面攻击的士兵为基准士兵，即组长，侧面攻击的士兵以其动作为信号刺出手中的木枪，这样虽然导致侧翼的攻击比起正面的攻击慢了一线，但却并不足以影响刺杀效果。
而伍长们的指挥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城外举草人的“蓝军”部队在李文革的指挥下作出的一些假动作也被这些迅速成长起来的伍长们一一识破。
沈宸后来去询问李文革，最后的刺杀口令明明是画蛇添足的，为什么不能废除，还要保留。
李文革对此的回答只有一句话：“那不是喊给自己人听的，那是喊给敌人听的……”
要让士兵们对不同的口令形成不同的习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总有那么几个士兵在听到那一声声“甲组，杀——”“乙组，杀——”的口令时条件反射地做出刺杀动作，于是他们的伍长便给这些士兵加码，经过近乎无比痛苦的训练，全营官兵终于做到了对这种迷惑性口令充耳不闻。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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