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这篇文，不代表我有多严重的政治倾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对与错，往往只是局限于立场的个人感观。
激烈冲突中的国家矛盾，人种矛盾，生存资源的争夺，空间的争夺……这些，不是一句简单的对错就可以判断的。
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种族，都有着自己的正义。
所以，重要的不是对错，是立场。只要找到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正义，那便足够了。
所以对阿舒和他族人的遭遇和行为，可以怜悯，可以心酸，却不可以支持。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正义。
当然还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对错，那就是：强与弱。
强者永远是对的，无人能申辩；弱者永远是错的，上诉驳回。
结局一般由强者书写，弱者也能被描绘成魔鬼，就算怜悯亦只是强者的特权。
这世界，其实就这么简单。
所以看本书，无须为人族以外的种族怜悯。面临最根本的种族存亡和生存资源的争夺时，除了胜利，一切都不重要。
联系到现实，m国虽然好，那不是我的国家；r国虽然发达，那是别人的发达。如果因此亲m亲r，忘记了自己的立场和由立场所决定的正义，无论是谁，还是洗巴洗巴早点投胎去，盼望着下辈子不做z国人。
这篇文章，是z国一名战地记者写的，未能发表只流传于网上。作者言语朴实无华，只是淡淡的叙述，然而看完后却忍不住哽咽。
看看别人的水深火热，想想自身的饱食终日，觉起来还是蛮庆幸的。
我将成为天堂里的一只小鸟
这是座可怕的城市，每天都有许多生命被毁灭。
阿舒今年8岁，是个普通的巴勒斯坦小女孩。我第一次在汗尤尼斯见到她的那个下午，她正在看她的家人用沙袋堵窗口。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棉汗衫，扎着马尾辫。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因为营养不良身体很瘦弱。她的哥哥西姆和母亲汗流浃背，邻居家13岁的男孩胡塔里也过来帮忙。他们用沙袋堵窗口是为了防止以军的枪弹袭击。
我从摄影包里拿出跟随我多年的海鸥长镜头相机。她好奇地盯着我看，察觉我的意图后羞涩地往母亲身后躲。
她似乎从来没见过中国人。她更不知道上海离中东有多远。
哥哥西姆拉住她，大大方方地对着我举着的相机，****孩子并肩站着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她家的房子建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是以色列人为了缓解附近难民营的人口压力而建造的。单层的棚屋，波浪式的石棉瓦屋顶。
阿舒是第三代难民，她的祖辈当年是从以色列南部的一个村庄逃到汗尤尼斯的。
她的母亲邀请我与他们一起吃晚饭。简陋的餐桌上只有一大碗汤与几个面包。我转身去街上买了几听进口的沙丁鱼罐头跑回来。我还买了三件新衣服。懂事的阿舒打了一盆水让满头大汗的我擦脸洗手。
吃过晚饭后，阿舒拉着我的手带我参观她的小房间。小木床边上的台子上摆着一个木质相架。这是她家里唯一的一张相片。相片上那个皮肤黝黑的中年大胡子男人对着我们微笑。
阿舒告诉我，她的父亲去了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天堂。
几个月前，一发子弹穿透了窗户玻璃与阿舒父亲的后背。当时她的父亲正在书桌前批改学生的作业。他是巴勒斯坦一个激进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叫伊斯兰抵抗运动。
在阿舒童真的世界里，学校的假期并没意味着可以边吃早饭边看电视里播放的卡通片。她和其他孩子身处一个非常成人化的世界，哈根达斯冰淇淋与玩具洋娃娃都离她的童年很遥远。
当夜幕降临时，外面街道上一群男孩子玩着他们最喜欢的新游戏：以色列军人对阿拉伯人。她的哥哥西姆也走出来加入游戏的人群。
西姆虽然手里拿着假枪，但他对真枪了解得不少。他告诉我他看过许多被以军打死的人。他亲眼见过6个人死在他眼前，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的父亲。他参加过很多葬礼。他今年11岁。
2
7月3日以色列宣布将继续对巴勒斯坦实行清除政策。
巴以冲突因以军的暗杀行动而重新加剧。
那天中午我从旅馆里出来，看见很多巴勒斯坦人在大街上示威游行。他们高声喊着一些我听不大懂的口号。在最近的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中很多人被以军的流弹击中身亡。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中有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是一个巴勒斯坦少年的尸体。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愤怒。
我在路边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一幕。我忽然发觉那躺在担架上的男孩有点面熟。再次举起相机用镜头把场面拉近，我终于发现那担架上面孔苍白的少年就是前几天给阿舒家帮忙的胡塔里。他已经无法动弹，也无法再对着我的镜头笑一笑。
我在喧闹的人群中看到了阿舒，她拉着哥哥西姆的手紧跟在担架后面。她的哥哥神色严峻，而阿舒边走边用小手抹着眼泪。我大声地喊着她的名字，可是她没有听到。
我挤进人群艰难地朝她走去。忽然人群发生了骚动，原来是以色列荷枪实弹的军队堵住了游行队伍。许多巴勒斯坦人捡起石头狠狠地砸向他们，以军往人群中投掷了催泪弹，人们在呛人的烟雾中四处奔逃。阿舒终于听见了我的喊声，她与哥哥在人潮中向我奔来。她身后有人被呼啸而来的子弹击倒。她惊慌地大声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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