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22时左右，城郊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押送李桂芳和另一名姓刘的吸毒人员去成都的戒毒所。李桂芳在第一辆警车上，王新做驾驶员。
据李桂芳自己陈述，她拉住车门不肯上车，哀求王新让她先回家安顿孩子。上车后，她仍不断地请求路过青白江时让她回一下家，把孩子安顿好了再跟他们走。她还请求王新给她二姐打个电话，请她帮助照顾一下孩子。但是，尽管李桂芳不断重复她的请求，就是没人理睬。
从金堂县到成都，青白江是必经之路。李桂芳对这条路很熟。当她发现车已经过了青白江时，开始用头连续猛撞车门。在这种情况下，王新终于同意给打电话。李桂芳告诉了王新她姐姐家里的电话号码。王新让同车的卢晓辉给李桂芳姐姐打电话。卢晓辉打通了电话，但是没人接。
王新又让卢晓辉查到了团结村派出所的值班电话。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接电话的又是穆羽。此时是6月4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这也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第二个与此案有关的电话。根据派出所的值班记录和电信局的记录，法庭确认了这次电话。
在这一事件中，团结村派出所两次接到城郊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他们知道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李桂芳家里的情况，而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桂芳二姐家不足200米，距离李桂芳家也仅仅一个街区，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在戒毒所办理完各种手续之后已是6月5日凌晨。在王新离开戒毒所之前，李桂芳再次请求王新落实孩子的事情。王新说已经告诉团结村派出所了。
随后，王新等人返回金堂县，再次路过青白江时，同样没有停车。
第二天上午，黄小兵值班。上午9时左右，王新、卢晓辉让黄小兵再与团结村派出所联系，黄小兵回答说联系了。据黄小兵说，他给团结村派出所打了电话。但是团结村派出所不承认，电信局也查不到这个电话的记录。
按法律规定，黄小兵应该在三日之内将《强制戒毒通知书》送达李桂芳的家属、所在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但是黄小兵没有送。事发之后，人们发现，这3份通知书还躺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从6月5日上午直到6月21日傍晚，无论是金堂县城郊派出所，还是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都无人再过问这件事。
就这样，从6月4日中午到6月21日傍晚，三岁的李思怡一个人被锁在家里。
人们发现，门上有她的手抓过的痕迹，她的指甲有不同程度损伤，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她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柜。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被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的状态看，这个小女孩一直在求生，并慢慢死去。“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将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一扇门
对你永远封闭了
封闭了
这个世界应该给你的笑容
应该给你的色彩、温暖
应该给你的面包、巧克力
应该给你的爱和快乐
……
你的灵魂永远纯洁
纯洁得只有害怕和期盼
纯洁得不会埋怨和诅咒
纯洁得
纯洁得
同这块土地
同这块土地上的罪恶
水火不兼容
一位网友写道：“在一个人类已经从愚昧和粗野的黑暗时代走出来几百年的今天，在食物摆放满了超市、清水充溢了每一根水管的城市里，在一栋住满了人的楼房里，在一个距离警察只有100米的巷道里，在一个母亲恳求警察照料一下她被关在家里的孩子的跪地哭喊里，让一个三岁的无助生命，慢慢地在饥渴中死去……我一生里从没有过这样耻辱和罪恶深重的感觉。”
这种“耻辱感”同样深深地纠缠着康晓光。那段时间，他说自己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什么叫“煎熬”。40岁的人，见过的苦难、黑暗也够多了，但李思怡的惨死仍使他泪流满面、怒不可遏。他根本无法一如既往地工作和生活。
每天一开电脑，就抑制不住地搜索“李思怡”的名字，看各种报道，看网友评论，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康晓光的女儿也是三岁。每天出门前和女儿吻别的时候，他会想起小思怡；坐在办公桌前，看到贴在墙上的女儿的照片，他会想起小思怡；回到家里，女儿欢叫着扑进他怀里的时候，他会想起小思怡。
“尤其是一想到我女儿的照片、玩具都堆积如山了，而她，一样三岁，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如果没有女儿，康晓光说，也许他就会坐在书房里，对着电脑，骂几句生一会气，也就过去了。
那时候，康晓光正在做一个关于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李思怡的遭遇，不仅啃噬着他的道德神经，也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在反贫困领域，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人们惯常关注的“资金不足”、“制度不完善”，而是即使有了钱和制度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李思怡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制度不完善，但不完善的制度得到执行也能够避免这场悲剧；钱少，毕竟还有钱，比李思怡处境更好的人不也领到低保了吗？毫无疑问，她理应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援助。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她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为什么穷人的呼声总是那么微弱？为什么弱者的权利总是受到践踏？为什么那些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宗旨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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