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过的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一方面对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忏悔、反省；一方面又认为“当时从军是国家的事情，是国家的命令，是国家的责任”。
战争是残酷的，侵略者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也消灭了自己。
其实，战争之后的事情更是严峻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社会效益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对老人生平的议论又往往影响其家族几代人、影响一个村、一个县。
杨云峰为什么总把人生的归宿和梦想放在卢沟桥呢？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了67年，象他这样的人物也仅有一例。确切的说，我只看到他一个人常去卢沟桥的抗战馆要饭。
他有他的理由。他说，他是喜峰口大战敢死队的成员。
他说，当年，他在卢沟桥事变中和侵华日军血战过。
他说，他把他多年珍藏的29军大片刀献给了抗战馆珍藏。
——“难道有这些理由就可以要饭吗？哼！”
有人说他不应该要饭，应该自己劳动。
有人说他给抗日老兵丢脸。
有人说他给社会抹了黑。
有人说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有人一看见他就想到110，想到“遣返机关”。
想到杨云峰，我也联想到我所看见的卢沟桥抗战馆：多少年来，侵华日军的刀枪摆在那里就没挪过地方，可百十人有二十辆公车，干部都开公车回家。是工作需要。有人在办公室赌博，没人管。有人自费出国七年了还在发工资。有人公款吃喝一餐就够杨云峰生活一年生活的，从抗战捐款中还可以拿10好处费。抗战馆科室干部工资都有五、六千。抗战馆干部有百十人次去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朝鲜、日本、新加坡、韩国、比利时、香港、台湾等等国家和中国地区访问。还要在山东建宾馆、在美国开饭馆。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不胜枚举”的举下去。总之，一到杨云峰这儿就什么都不行了，从“精神”到“物质”的门在杨云峰面前都关上了。
恰恰是开公车回家的人对杨云峰老汉的目光最鄙视。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云峰是我48岁退休那天。
那天，他又去了卢沟桥，有人警告我不要和他说话，不要给领导找麻烦。我记忆犹新。当时，他正在吃一碗面条。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抓起来送到嘴里。他上下穿的还算整齐。可惜，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吃完，他就被请上一辆小车。我目送他离去了。
听说他在路上挣扎，拳打脚踢。
他认为他属于卢沟桥，他认为他的归宿是位于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辛酸。
几年来，我常想：没抡过大刀片的，当了关云长，进了庙，有享之不尽的终生俸禄和荣华富贵；真正抡过大刀片的关羽进了庙，还东张西望呢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去处。
不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要饭到奥斯维辛博物馆会是什么待遇？
不知诺曼底登陆登陆老兵要饭到诺曼底海滩法国警察会不会出现？
不知道当年的侵华日军老兵如果今天在卢沟桥要饭会惊动谁？
不知道珍珠港展出的美军残舰上是否会出现“我有过功”的要饭人？
不由得，我想起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1973年我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四连炊事班当兵。当时，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渔渡坝村。我的任务是每天站在直径1.5米的大铁锅前，用大铁锹给全连186名官兵炒菜。那时，窗外总有一瘦小老头儿眼巴巴的看着我，要饭。我把下巴抬起来对窗外的老头儿喊：
“嘿！老头儿！你怎么总来呢？——滚蛋！”
老头子说：“小同志，我这里有复员军人的证件哩！”他颤颤巍巍地打开破包，取出一张旧纸递给我，我看了吃惊地差一点从锅台上摔个跟头。那张复员军人证件上不但有他的一张小照片，有第二野战军的大红章，有刘伯承和*的签字。我急忙打开老头要饭的口袋，用铁锹铲上米饭装满。不巧，这事情让营教导员徐光宗老远地看见了。在军人大会上，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军人大会一完，我就跑到山坡上去大哭。教导员找到我，厉声喝道：
“立正！你给我站好！哭什么哭！想翻案？”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是咱们的老兵！有刘伯承、*的签字哩。”
教导员大惊，他和气的说：“我没调查，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以后，凡是这个老同志来了，就给我用铁锹，把他的家伙式儿、全都给我装满！”
徐教导员，天南海北的，你在哪里呢？我今天也要给你敬礼呀！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还和“要饭”有关。2001年杨云峰要饭到卢沟桥抗战馆，领导说：“谁认识他干女儿家？没人认识的话，就把他送走啦！”我为了讨好领导，也担心把他送到警察那里去，我就自告奋勇说：“我知道”。
杨云峰干女儿家住丰台东高地万源南里17栋1单元10号。一路上，杨云峰对我说：“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去投奔她让她不高兴！光给我脸色看。还是让我去要饭吧！——走到哪里，就倒在哪里完了。”
在车上我看了看他缝了是1952年买的，那里面几乎装下了他全部的家当和让人辛酸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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