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洪:“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洪承畴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把孙兆奎杀了。
史可法不简单,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人格力量仍然令敌人胆战心惊。
此后不久,洪承畴又遇上了被俘的一代名儒黄道周,但这次他连开口对话的机会也不曾有,便狼狈而返。
福建漳州黄道周石斋(黄道周号石斋)先生,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入江西募兵抗清,被执于婺源(今江西婺源),后来又押解南京。当时洪承畴任清廷“招讨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也驻节南京。因为黄道周的名声很大,道德文章冠于一时,洪承畴想亲自到狱中劝降,庶几可列青史之榜。黄道周闻讯,自然不会给他机会,便手书楹联一副于囚室门枋上,联云: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位石斋先生不愧是国学大师,联语用谐音、嵌字的方法,暗寓“史可法忠”“洪承畴反”的意思,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妙不可言。洪承畴见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哪里还有脸面劝降?随即下令将黄道周处决。黄道周遥拜明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皇后马氏的陵寝),然后端坐在红毡上,神色自若。一弟子请他给家里留下遗言,他撕开衣襟一幅,将右手食指咬破,滴血书联云:“纲常千古;节义千秋。”
黄道周用血写下的这个“纲常”和“节义”,便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最为神圣的两块基石,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文化人对反清复明矢志不移,其源盖出于此。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是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因此,这些文人祭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并且江南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亡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些学界巨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宗羲、顾炎武、刘宗周,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道周。只要大略看一眼这串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检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新王朝的统治者起初只顾忙于杀伐征战,对这群不要命的文化人很有点不以为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怕他作甚?但等到天下初定,甲胄在身的武士们或归顺或败亡以后,他们才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骑在马上解决的,文人自有文人的厉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杀几个文人固然不费劲,但问题是总杀不干净,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再一细看,原来他们手中虽没有吴钩越剑,却握着“批判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巍巍荡荡的汉文化。
事情于是发生了变化,起初是南明的武士们在清军铁骑面前顶礼膜拜,现在却轮到新王朝的统治者在氤氲缠绵、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诚惶诚恐了。这中间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圣祖玄烨带领文武大臣来到南京的明孝陵前,当今皇上的一切显赫和威仪都免了,一行人在陵前规规矩矩地下了马,不走正门不走中道,却从旁门步行,一路上行三跪九叩首礼节,到了宝城前,则行三献大礼。礼毕,康熙又亲书“治隆唐宋”碑文,令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刻石制碑,立于陵殿大门正中。对朱元璋的评价在唐宗宋祖之上,这不是一般的抬举了。当雄才伟略的康熙大帝在朱元璋面前躬身拜倒时,那身影所投射的,显然不仅仅是对一位前朝君王的礼节性尊重,而是传递了一种信息:以“外夷”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汉文化同样是很推崇的。
康熙谒陵完毕,又继续南巡去了,接下来的工作让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做。曹寅不仅是负责将皇上的御笔刻石制碑,在长达数十年的江宁织造任上,他实际上负起了对江南知识分子进行统-战的责任。从他给康熙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奏折中就可以看到,康熙想了解的是何等详尽,有些看来不应该出现于奏折中的琐碎小事,诸如风俗人情、街谈巷议、三教九流、诗酒趣闻之类,曹寅也都包包扎扎,用快马送往京城,那里面的口气,竟有如君臣就着一壶清茗拉家常一样。曹寅这样做,自然是得到康熙授意和鼓励的。康熙喜欢看这些花边新闻,大概不会是为了解闷儿,他是要把江南文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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