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坚勇著
一
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明末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江阴前任典史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然而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且到小石湾找阎典史去。
小石湾依偎在江阴要塞古炮台下。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辉里。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讲究，细细找过去，那些“先考”“先妣”皆名讳凿凿，却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的小石碑。问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他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出来，偷偷葬在这里，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底是哪座坟，现在已经搞不清了。
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二
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的县公安局长。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24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81天，使清军铁骑连折3王18将，死75000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53口。如此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黯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
然而，江阴城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家笔下却消融得了无痕迹，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竟不着一字。倒是有一个在江苏巡抚宋荦门下当幕僚的小文人，于清苦寂寥中，推开遵命为主人编选的《诗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阎典史记》。他叫邵长蘅，江苏武进人氏，武进是江阴的近邻，阎应元率众抗清时，邵长蘅大概10岁，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史笔。
“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守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图。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此诅骂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没有一点雄性的阳刚之气了。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难道还不算奇男子、伟丈夫?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史忠烈公。
就在江阴守城战爆发两个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与清军铁骑只周旋了数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10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给史可法立传的全祖望比邵长蘅的名气可要大得多，这位在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大学者也确实是文章高手。“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梅花岭记》一开始，作者就把文势张扬得疾风骤雨一般，让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势中凛然登场。
“势不可为”是客观现实。正如后来“史公墓”前抱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践着风雨飘摇的南明江山。骁勇强悍的八旗大军挟带着大漠雄风，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扬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镇兵马偏又不听史可法调遣。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很难有所作为。
史可法登场了。他的第一个亮相不是在督师行辕里谋划军事，也不是在堞楼城壕边部署战守，而是召集诸将，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也就是把他杀死，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其为义子。之后他又上书福王表明自己“与城为殉”的心迹，并当众再三朗读奏章，涕泪满面，部将无不为之动容。最后他遗言母亲与妻子：“吾死，当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或其不能，则梅花岭可也。”
这就是说，仗还没有打，史可法就先想着怎么死，如何全节。这如果是作为激励将士拼死决战的手段，本也无可非议，中国战争史上诸如破釜沉舟或抬着棺材上阵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给人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庄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想的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当年隋炀帝在扬州揽镜自叹：“好头颈谁当斫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统率10万大军的督师辅臣，不管怎么说，10万人手里拿的并非烧火棍，即便是“势不可为”，也要拼个鱼死网破。说一句大白话：打不过，也要吓他一跳。再说一句大白话：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可惜史可法不会说这些粗陋的大白话，他太知书识礼，也太珍惜忠臣烈士的光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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