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而言，1914分外难熬的一年。他们孜孜以求的革命事业陷入了低谷，而且他们还面临着感情与理智的搏杀——究竟如何面对中日在山东的冲突？
按照一般的逻辑——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视帝国政府为革命大敌的革命党不但应该举双手赞同日本的对华攻略，而且还要希望这次的对华攻略能将中国政府打趴下，如果能引起这个“帝制政府”的总崩溃就再好不过了。
可是，按照每个革命者都是爱国者的逻辑，对这个问题就有着不同的解读。除了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分子，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否认日本推行山东攻略是对中国的侵略，是对中立法则的践踏，是需要予以制止的强权和霸权行为。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反对外国侵略——无论是什么借口，都应该是其本能且又朴素的情感。因为日本每获得一份侵略权益，中国每丧失一点抵抗力量都是民族元气的损失，这个时候，政治立场的不同反而要退居其次。
在这两种思潮的搏击之下，革命信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诚然，在日俄战争的时候革命党还可以站在日本一边歌这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但当日本的枪口指向自己祖国的时候，你还能歌这场“先进国家对反动暴政”的战争么？
因此，如何评价这场战争便成为摆在革命党领袖面前不容回避的考验。可以想见，这个考验在革命党内部引起了多大的惊涛骇浪。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虽然一直还停留在同盟会的框架里，但在政治立场上已经严格与同盟会主流派划清了界限，声明一起，远遁南洋的章太炎就撰文抨击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号召要加以“反对、抵制”。
“过去20年来，没有一个革命者像我们这样深恶痛绝腐:政府，没有一个革命者像我们一样为摧毁帝制政府而努力奔走……但是。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无论我们对中国当权者持有怎么样地反对态度，我们都不能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摇旗呐喊……我们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革命者！”——《光复会有关中日山东冲突的公开声明》
一纸沉甸甸地声明为光复会赢得了满堂喝彩，在他们随后开展的为帮助中国抵抗力量而进行的募捐活动上，南洋当地的华侨社团踊跃捐款捐物，光复会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大大提升了自己在南洋华侨中的认知度。
光复会的声明一起，总机构设在日本的同盟会本部便陷入了慌乱，孙中山、胡汉民虽然接连撰文抨击章太炎“为虎作伥”、“民粹主义”，但却无法提出一个针锋相对且又能获得广泛认同的方针。
虽然由于战时新闻管制，一直担当着国内舆论的《帝国日报》在日本已被迫停刊，但在日华人并没有断绝消息来源——日本政府可以封掉中国方面开办地报纸。却无法取缔其他西方列强在日本发行的报纸。在各种各样报纸的字里行间，虽然有着或多或少地扭曲和掩盖，但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承认日本推行山东攻略是正义且符合万国公法的。所以。在同盟会本部与光复会地争论升级之后，革命党诸位领袖尴尬地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多少同情与支持。
许多在日留学的热血青年对同盟会声明予以了公然否认和断然拒绝。他们认同光复会主张，毅然暂时中断自己的学业而返回祖国效力，至于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地中国学生。则在某一天齐刷刷地溜号回国——堪称是绝无仅有地秘密行动。
在中国国内。汪精卫、梁启超则在报端连篇累牍地撰文。要求革命党先将政治歧见搁置一边，“当务之急是反对侵略、捍卫国权”。
这种争吵、矛盾、动摇、犹豫一路持续下来……
在《帝国日报》公布山东战场地胜利战果后。一直以来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的爱国人士沸腾了。不仅因为中国能够不畏强暴坚决起来抵抗，而且因为这种抵抗是卓有成效地。
虽然很多人对报纸发表的信息真实性表示怀疑，对中**队能战胜抰两
之威的日本军队表示质疑，但在一幅幅实地拍摄的照目睹了有关列强报纸的新闻之后，他们无不欢呼雀跃，为国家实力的增强而欢呼，为中国能不受外国欺侮而欢呼。
革命道路往何处去？
虽然很多人仍然坚持着朴素的革命理想，仍然坚持着共和优于帝制，革命优于改良的观念，但在事实面前，他们的信念和执著有所动摇。更为关键的是，许多人原本陶醉于日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但现在看来，这种支持更像是不怀好意的挑唆。
更大的思想混乱由此而产生。如果说同盟会主流派在原先面对光复会有关如何表态的问题上还能勉强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在接下来面对山东战事阶段性胜利之时的冲击就无法掩饰其中的分裂与对立了。
以黄兴、宋教仁为首的湖南派公然赞扬中国在战事当中所取得的成绩与进步——虽然国家的政治体制依然还是腐朽与落后的，但不可否认，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以孙中山、胡汉民等为首的两粤派则显然持有不同意见。
正是在这样激烈论争的当口，秉承山本内阁旨意的头山满来了，不但假惺惺地对革命党表示了赞赏和支持，还画出了以琼州作为革命基地的大饼，老狐狸或许熟知革命党内部的不和与弱点，临走时拍拍孙中山的肩膀：“中山先生，要完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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