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量外资涌入国内，在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外资已经从最初的合资合作演变到了越来越多的收购、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从而构成垄
断，控制我国的经济，直接威胁到相关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
引进外资总量过大，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长远威胁
199年以来，外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年增率达1225。“十五”期间，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增，缴税年增22，进出口年增4。至2年，外资企业
达2万家，占国内企业总数，市场占有率，工业增加值占全国28，纳税占税收总额2，出口占出口总额55，雇佣工25万，占全国非农业劳动人口1。
其中，东南省份24年人均fdi为128美元，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是中部地区的7倍，西部地区的25倍。浙江、江苏、广东等东南省份，外资企业占该地区工业资产总值的4。各地竞相出土政
策，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招商地价下滑”的奇事。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万元，招商挂牌地价为15万，昆山工业用地的价格21年为95万元，2年年降到6万，周边沪宁杭地区也将工
业地价压到5－6万，
长三角到处搞“零地价、送厂房、银行1：1配套贷款、五免十减”
等“割肉竞争”，成为所谓“地区竞争力”的实质。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资对本国市场控制率高，意味着本国生存空间相对缩小，对本本国企业的成长形成强力竞争和扼制。
按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通常为2，一般行业为，少数竞争性行业5)来衡量当前外资对我国产业市场控制率，则亮起红灯的行业已经很多。
一位营销专家说：“品牌所占的市场份额是决定因素……市场份额越大，影响力就越强。当一个品牌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半以上份额时，它便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使竞争对手赶超它是几乎不
可能的”。卖一个或几个企业，其影响还不至于让刻骨铭心，而“卖”掉个行业才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无法弥补的过失。
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2个城市的124家企业的调查，26
年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比私营企业高个百分点。需要起注意的是，据税务总局调研，外资平均税负（占销售额比重）为11－12，比私营企业略低（私营企业没有税收优惠，
但漏税较多），是国有企业的一半，所以这一“高”效益不值得夸耀。
外贸主导型的发展和外资在华势力的同步扩张，使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愈益处于单纯的“打工者”地位。2年中国出口5亿双鞋（等于为全球每人生产一双鞋），而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仅仅
是总利润的2％，其余8％的利润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所有代工、贴牌、“三来一补”的工厂实际上都处于这一境地。
在各国争相搞“出口导向”的竞争中，中国的出口产品的实际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这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2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199年上升了％
，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下降18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节省近2亿美元。
这一分工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我国资本和劳动收入的比重。据有关分析，199－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中劳动报酬份额，从24降到11。中国保持了2多年的经济增长，但实际工资增长的速
度十分有限，至今平均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4％，和1978年相同。显然，这社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是由发展模式所决定的。
我国被“融入”全球低端产业及制造环节，充当“世界打工”的轮廓已逐步显现。这显然不是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的目标。
西方跨国巨头正加紧对中国重要企业的控制
进入21世纪，我国承诺对o的承诺，大幅度放宽对外商在华投资的有关限制，如持股比例、转让技术等附加条件等。再加上资本市场的日益开放，给外资在华并购我国重要行业、企业了
诸多方便条件。来自各方面的报道都说明外资对我国重要企业的并购，成为在华扩张延伸的日益重要的手段。当然，这些报道并不完全，来自官方的数据，则过于笼统，无法与其他数据来源印证。
据有关报道，2年前，外资在中国并购仅占它们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5，241－266，这一比例突然上升到66，增加了近12倍；
一家境外的金融与商业顾问公司——granttefinane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5年7月到26年6月间的一年中，有价值14亿美元的中国内地公司为境外企业所并购。在参与并购
的这些外企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排名第一。
根据这份报告，25年，共有266家国际企业收购中国内地公司，与24年268家的数字基本持平。但交易金额却增长了52——从9亿美元增加至14亿美元。在众多收购案中，以高科技产业收
购宗数最多，但金融业所涉及的交易金额最大。美国公司占据这些收购案的总值约54亿美元；其次是英国，收购总值约4亿美元的收购案。新加坡是中国企业的第三大外来收购者，25年7月到
26年6月底的总值18亿多美元的收购案。
26年1－11月，中国(包括港澳地区)并购交易总量124宗，同比上升，交易金额487亿美元；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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