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1868)颁布“神佛分离令”，以神道教为国教，排斥佛教。日本佛教来自唐朝，此时佛教已经深受老庄影响，也没有执政经验，因此看起来没有西方宗教那样张牙舞爪（宗教主导的时期被自由派称为‘黑暗中世纪’）。
从南朝看，南朝时学术也有了“天命论”的苗头，所谓“士庶天隔”。不要对这个看得太重，这只是士族渴望得到世袭特权的一个幻想。
再往后发展，神学被越来越多的高级人物所接受。虽然汉朝就有佛学传入，而在西晋时期是压抑宗教的。晋武帝一上台就下令，全国禁止拜鬼神，只推崇祖先。人类的文明，本就是我们祖先的经验和创造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
虽然东晋后，佛教首先在北方兴起，可是它传到南方后，却在南朝发展极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玄学衰落下
一句话阐明－－－儒释道
佛教针对人群是社会底层。不要眼红地主，人家上辈子吃苦、求善。你这辈子好好吃苦，下辈子也做地主。
儒学针对社会中层。没人帮你，全靠自己。学习、修身才可发达、安命。
道家针对社会富贵。最高形式是‘守静去燥’。什么也不需要做，安安稳稳多活一天，就是在‘人间天堂’多快活一日。看到这里就知道了，为什么精明的大富豪老是被假牛鼻子老道骗得晕头转向。试想，一个家中没有粮，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怎么‘守静去燥’。
劳苦大众要社会公平。不要克扣工资、血汗钱；辛苦半生，升个小科长，别被他人算计了。
精英要社会自由，来吧，是骡子是马，来出来溜溜，看谁会挣钱。极端自信，好似没有社会制约，他马上变成比尔·盖茨。
由于人的背景、教育、学问和机遇的不同，只强调自由，一定会产生‘不公平’。那么如何让落后的人安心于这种不公，宗教的社会观起到了作用。
西方的自由派一定要借助神学社会观，因为不管你王弼说破天，就算是再伟大的逻辑辩驳，再严谨的科学推演，也不能说服人们－－－贵人富命，卑人贱命。今天个人主义者最高级的世界观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世界观仍然不能指导社会。人与人之间怎么能‘物竞天择’，那不是又回到‘野兽’时代了吗？
只有神学可以做到。神学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轮回说）；或者死后被度到西天极乐世界；要么上天堂。宗教是先“信”后理解的。（‘先信后理解’是宗教哲学家们的定论，不是笔者空口瞎说）
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国会曾经举行了一次公开投票是否解放黑奴。记者们蜂拥而至，议员们在进入会场前，慷慨激昂的痛批黑奴制，废除黑奴制好似义不容辞。可是最后结果一出来，却让记者们傻了眼。解放黑奴的议案竟然被议员们否决了。议员们进场前的‘义薄云天’未必是假装的，但是这条法律一旦通过，有的议员家族可能当场倾家荡产，他负不起这个责任。（比如南方的庄园主家里，一下几千个奴隶没了，要庄园主亲自去上万亩田地里摘棉花吗）
自由派哲学世界观发展的最高级，就是进化论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和人类的社会观相抵触，在人类群体或组织内部是讲团结，讲配合的。因此自由派哲学不能单独存在。轰轰烈烈的西方启蒙运动，最后也是和宗教道德相互妥协。（西方没有可行的唯物社会观）
托马斯·霍布斯（tas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反对君权神授。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
法国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只脚的qín_shòu”，把教士称作“文明的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但他最终也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在宗教问题上，德国的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英法德全有了，怎么不提美国。因为孟德斯鸠死的时候，美国还在娘胎里。不过，美国从英国闹独立的时候，请来了法国的大启蒙者潘恩，他是在启蒙者中最极端反对宗教的，当时的宗教当然站在了英国一边。美国闹腾独立时把潘恩当孔子供着；后来独立了需要和平发展，由于潘恩不肯妥协，竟把潘恩刺杀了。
西方个人主义和宗教第二次媾和当中，康德起到了王弼的作用。康德闭关十年，三大批判横空出世，光耀千秋。可是他将神学定义为超自然。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则是讲他的道德哲学。在他看来实践理性具有某种行动能力和功能，它能通过规范人的意志而支配人的道德活动，继而使人达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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